《新唐書》是北宋時期宋祁、歐陽修、範鎮、呂夏卿等合撰的一部記載唐朝歷史的紀傳體史書，屬「二十四史」之一。
全書共有225卷，其中包括本紀10卷，誌50卷，表15卷，列傳150卷。《新唐書》前後修史歷經17年，於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完成。
《新唐書》在體例上第一次寫出了《兵誌》，系統論述唐代府兵等軍事製度。這是中國正史體裁史書的一大開創，為以後《宋史》等所沿襲。
五代時期就曾有《唐書》（即《舊唐書》）編成，但宋仁宗認為《舊唐書》「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慶歷四年（公元1044年）下詔重修 。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七月，仁宗催促「速上所修《唐書》」。前後參預其事的有宋敏求、範鎮、歐陽修、宋祁、呂夏卿、梅堯臣，《新唐書》所依據的唐人文獻及唐史著作均審慎選擇，刪除當中的讖緯怪誕內容，裁減舊史本紀十分之七 。總的說來，〈列傳〉部分主要由宋祁負責編寫，〈誌〉和〈表〉分別由範鎮、呂夏卿負責編寫。最後在歐陽修主持下完成。〈本紀〉10卷和〈贊〉〈誌〉〈表〉的「序」以及《選舉誌》《儀衛誌》等都出自歐陽修之手。因為〈列傳〉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歐陽修只是主持了〈誌〉〈表〉的編寫，出於謙遜，同時歐陽修認為宋祁是前輩，所以他沒有對宋祁所寫的列傳部分從全書整體的角度作統一工作，因而《新唐書》存在著記事矛盾、風格體例不同的弊端。所以《新唐書》署「歐陽修、宋祁撰」。其為二十四史之一。
《新唐書》對〈誌〉十分重視，新增《儀衛誌》《選舉誌》和《兵誌》。《兵誌》附以馬政，原有的《天文誌》和《歷誌》篇幅超過《舊唐書》三倍，新〈誌〉載有文武百官的俸祿製度，為舊〈誌〉所無 。又有屯田、邊鎮、和糴等，皆舊〈誌〉所無。《新唐書》也恢復立〈表〉，立了《宰相表》《方鎮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歷代官修正史〈表〉多缺略。清代學者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說：「新書最佳者誌、表，列傳次之，本紀最下」 ，王鳴盛同時還指出《新唐書》史表的設置有一些不足，「竊謂史之無表者，固宜補矣，有有表而尤不可以不補者……禁軍以宦官掌之，不但朝政盡為所撓，並廢立皆出其手，則左右神策中尉亦當表」 。宋祁有文名，曾任知製誥、翰林學士等職。他歷時十余年完成〈列傳〉，於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交齊全部列傳的稿子。歐陽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學家，擅長古文，他因參加推行「慶歷新政」的活動，被貶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調到朝廷任翰林學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寫定〈本紀〉〈誌〉〈表〉，已是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
清人王鳴盛以《宋史·宋祁傳》《歐陽修傳》為據，認為宋祁修書「在仁宗天聖之晚年，歷明道、景祐、寶元、康定，至慶歷中告成，以書成進左丞雲雲」；「（歐陽）修之修《唐書》，乃在嘉祐之前至和年間事，距祁稿成時，相去已十余年」，「書成，上距祁稿成約又二十余年矣」。因此，「二公修書不同時明矣」。這一說法，迄今仍為部分學者沿用，都未發現王鳴盛錯繆的關鍵所在。其根源在《宋史·宋祁傳》將「詔求直言」的時間誤作「景佑中」，而這又是《宋祁傳》中唯一的一個年號。
《宋祁傳》文中指明宋祁受命纂修《唐書》在「詔求直言」前，故王鳴盛誤以為宋祁修《唐書》自天聖至慶歷，前後差不多也是17個年頭。但《宋史·仁宗紀》景祐年間並無「詔求直言」一類的事，皇祐元年才有「詔臺諫非朝廷得失」。《宋祁傳》中宋祁「直言對」後緊接「進溫成皇後為貴妃」，與《仁宗紀三》的記載相符，時在「皇祐」，而非「景祐」。顯然，《宋祁傳》是將「皇祐」誤作「景祐」了，一下子把時間提前了10多年。王鳴盛提到宋祁「守亳州，以稿自隨」，《宋祁傳》說得很清楚，是因為「坐其子從張彥方遊」。傳中雖無明確紀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傳後的，前面《宋庠傳》明明白白地寫著：皇祐三年，「祁子與越國夫人曹氏客張彥方遊」。宋庠受牽連罷相在這一年，宋祁出知亳州也是這一年。此時尚「以稿自隨」，仍在修撰中，怎麽會在慶歷中告成？王鳴盛的失誤，一是不知「景祐」當為「皇祐」，二是後來在《蛾術編》卷九考知「祁修書凡七年，而自皇祐元年至三年獨秉筆，自此出知亳州，皆書局自隨以至於成，凡歷十六年也」，卻仍然堅持「宋歐修《新唐書》不同時」的結論。《宋史·宋祁傳》的這一年號錯誤，除了《宋景文集》卷二九《直言對》有案語註明「仁宗本紀皇祐三年春三月詔求直言」，「本傳作景祐中誤」而外，迄今竟似無人知曉，請同仁們註意。
就整個《新唐書》的纂修而言，應當說：新修唐史前後17個年頭，前10年宋祁主持編修，後7年歐、宋共同「刊修」。草稿初成，呈宋仁宗審閱。仁宗看後，發現這部史書出於二人之手，體例與文采均不盡相同，於是令歐陽修刪改修飾為一體。歐陽修此時卻拒不修改，他說：「宋公於我為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豈可悉如已意？」最後僅校閱過一遍，一無所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