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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景舊曾諳：葉嘉瑩說詩談詞》香港城市大學，正體版，二○○四年七月。
●序／鄭培凱（二○○四年六月廿六日）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一）
白居易曾任杭州刺史，後來又任蘇州刺史，對江南美景有過切身的愜意體會。他寫過一組《憶江南》詞，其中一首說︰「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這是曾經親眼目睹、親身經歷過江南的良辰美景，對自然環境予人美感從心底生發的感恩之情。雖然只是一種記憶，但是「風景舊曾諳」的鮮麗生動印象，深深刻鏤在腦海之中，揮之不去，拂之還來，凝聚成詩句，傳之千古，使得江南美景在自然風光之上，增添了幾分人文感懷的美感。
詩人流連湖光山色，發之為詩，表面上只是個人美感想像思維的活動，是個體的藝術展現行為。但若放在歷史文化累積的過程中，從接受美學的觀點來看，這一點一滴的審美經驗，凝聚成語言文字的珠璣，就不止是琳琅滿目的詩句，不止是平仄對仗的文字功夫，而是整個文化經年累月蘊積的人文傳統。任何一個中國人，只要有一點文化修養，想到泰山，即使從未去過，心目中也會浮想聯翩，出現豐富的圖景以及無數詩句所描繪的氣勢，如杜甫的「岱宗夫何如？齊魯青未了——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口」；想到杭州西湖，就會浮現白堤與蘇堤，想到白居易的「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雲腳低」和蘇東坡的「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詩不止是文字藝術，它是時間淘洗而留存的人文精粹，是集體記憶凝聚出來的鑽石一般的瑰寶。
我在一九七八年夏天初次過訪杭州，迎著炙熱的陽光走過斷橋，在孤山的林蔭之中徜徉了一陣，懷想著林和靖在此過著梅妻鶴子的清幽日子。然後賃了一葉小舟，登上了湖心亭，想到張岱攜友在此賞雪，已是三四百年的往事了。怎麼到小瀛洲觀賞三潭印月的，已經記不清了，只記得湖中有島，島上還有湖，而且開遍了荷花，香氣襲人。走在蜿蜒的曲徑上，裡裡外外都是蕩漾的綠波，古人的詩句突然全都湧向心頭。我站在那裡，好像悟了道︰風景舊曾諳，風景舊曾諳。這西湖風光，我雖然從未見過，卻是熟識的，是在古典詩詞中熟識的。
回到美國，恰好在哈佛燕京圖書館見到葉嘉瑩老師，和她聊起初見西湖的經驗。我說，最奇怪的感覺是，西湖居然真的這麼美，就像古人描繪的一樣。我原先不抱什麼希望的，因為經過了一千多年的觀光遊覽，還不知道被人整治成什麼模樣呢！葉老師聽到此，興奮得眼神發亮，笑逐顏開，說正是，正是，我也有同樣的感覺。總以為西湖經過現代的開發，變成旅遊觀光勝地，一定變得俗不可耐了，所以很怕去西湖，怕破壞了心目中美好的想像。誰知道見到的西湖，和心中的想像若合符節，一一印證了古人詩文描摹的美感，真是奇妙。
師徒兩人一唱一和，都在說西湖的美景如何歷千年而不變，讓在座的朋友不禁好奇，問說，真沒變嗎？我們互看一眼，相對大笑，只好說，當然變了，只是變得不過份，讓人仍然能夠勾起思古之幽情，聯想到古典詩詞中蘊積的美感經驗，印證了詩詞作為文化的載體，使我們得以上下古今，遨遊在時光的長河裏，貫串世世代代累積凝聚的人文感懷。
風景舊曾諳，是我們學習與吟誦古典詩詞得來的美好經驗。
（二）
我雖然從小就喜愛古典詩詞，沒事就抱著一本《唐詩三百首》吟讀，但真正進入古典詩詞的門檻，得窺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還是由於葉嘉瑩老師的引導。那是一九六五年的台灣大學，在古舊的文學院大樓的二樓邊，朝著總圖書館邊門的24號教堂，我旁聽了一年葉老師的「詩選」課。印象最深的是她講《古詩十九首》、講陶淵明、講杜甫。她講課時熱情洋溢，神采飛揚，讓詩中的每一個字，都隨看她清脆悅耳的北京口音，蕩漾在教室裏，真是餘音繞樑，梟梟不絕。
葉老師講詩，不單是解釋字義典故，也不止於介紹學術研究的果，而是把她對人生的熱愛、對生命的謳歌、對生離死別的同情、對豪情壯志的敬佩、對忠義氣節的推崇、對淡泊超逸的景仰，藉著詩詞的講解，一一向學生傾訴。她就像古典詩詞的靈媒，從「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到「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全都匯聚在她窈窕優雅的身上，通過一言一動，展現了中國詩詞豐美多姿的想像世界。我們雖然是坐著聽講，但心靈卻都翩飛起舞，隨著老師的一顰一笑、或喜或悲，翱翔在中國詩詞傳統之中，體會了屈原行吟的悲苦，陶淵明採菊東籬的悠然，李白舉杯邀月的瀟灑，杜甫秋興的深沉蘊藉，李商隱的恍惚迷離：
聽葉老師講課，成了人生最大的享受。上課鈴還未響，我們就早早坐滿了教室，晚了一步的同學先是坐在窗框上，再來就只好站在走道上，密密匝匝，一屋子期盼的眼神，等看老師走進課堂。教室中蘊積著熱切的向學之心，醞釀著無限擴展的詩的能量，人人聚精會神，等待著，就像京戲迷聽《四郎探母》等看「叫小番」，更像歌劇迷聽《托斯卡》期待「為了藝術，為了愛」的唱段。葉老師從來沒有讓我們失望，每一次講課都能引導我們進入「靈界」，讓我們心靈得以提升。我們都像看了魅，釋放了自己青澀的心靈，通過老師的引進介紹，與古人神交，有時還能話話家常，而不感到趑趄不安。一直到下課鈴響，只要老師的語音未落，沒有人會起身，沒有人在乎下一堂課會不會遲到。課室中迴旋蕩漾的能量，似乎想要延續與擴展每一分每一秒的長度，而師生都特別珍惜這最後延長的分分秒秒，直到下一堂課的同學擠在門口，實在不能再拖了，老師才幾度掙扎，脫出詩詞的迷魅世界，說下次再接著講吧。我們收拾書包的時候，總有一種如夢初醒之感，但又覺得內心充實了許多。
葉老師講課的一大特色是總是超時，到了下課鈴響還講不完預計的課業，因為她喜歡跑野馬。她時常向學生道歉，啊呀，我又跑野馬了。其實，我們一點也不在乎，因為我們最喜歡聽她跑野馬。她跑起野馬來，是有規可尋的，總是沿看詩詞典故與創作想像思維的脈絡，舉一反三。有時就順著一條思路，上下古今，可以從《詩經》跳到納蘭容若，又再回到李商隱，然後從字句意象的構築講到老杜的「晚來漸於詩律細」。她跑野馬時，整個人都投進聯想思索的過程，隨看思緒的延伸，盤旋徘徊，繞著一個主題，有時是直線的上升，有時是曲折輾轉的前進，最後總能回到出發的原點，繼續原先預定的課業。我時常感到，葉老師講課早已出神入化，跑野馬就像天才演員的即興表演，其勢不得不然，而且可一不可再，是最精彩的地方。
我第二次聽葉老師的課是一九六八年，她從哈佛大學講學歸來，開了「杜甫詩」一門課，我還是旁聽。
聽葉老師講杜詩，有一種特殊的感動，因為她不是只講杜詩如何如何的好，而是講杜甫這個人一生的經歷，以及如何在顛沛流離之中執看追尋自我的完成，通過詩歌之形式，以最真摯的感情發抒，展現人的生存狀態。她在課堂上給我們講的，是一個真實的人的真實經歷，是一個偉大詩人不辭千錘百煉，顯示出平實認真的人格。杜甫是有點迂，是有股傻勁，但同時也真實、誠摯，有一種浩然壯烈之氣勢，貫串他的詩篇，不論是喜怒哀樂，都能感動我們的心靈。
多少年後，我和葉老師同在美洲寄旅，遙望故鄉歸不得。相熟之後，才體會到，她講杜詩講得那麼深刻，是與她自己身逢亂世、半生飄泊的經歷有關。她能夠鞭辟入裏，充滿了感情來訴說杜甫的《秋興八首》，讓我們這群二十出頭的後生理解為什麼「孤舟一繫故園心」可以牽動後世的心絃，為什麼「每依北斗望京華」可以如此令人激動不已，為什麼「同學少年多不賤」有看深沉的社會人際意義，為什麼「江湖滿地一漁翁」並不是超脫，而是生命追求中無法逾越的悵望。這都是因為她自身體會過類似的遭遇，將心比心，有過生命際遇中類似的心境。她講杜詩，是用自己生命的經驗來講，自然使我們為之感動。對她自己而言，一生面臨的折磨苦難，在杜甫的詩作中都有「風景舊曾諳」的影子。
（三）
這幾年來我在香港城市大學推展中國文化教學，每學期都調查學生的學習意向與興趣，赫然發現，同學最不喜歡的是中國古典文學。他們提出的理由是古典文學難懂，文字深奧，又有許多完全弄不明白的典故，「不知道在說什麼」，因此不喜歡。
這不禁讓我想到自己學習古典詩詞的經驗，隨看葉老師的指點與引導，從中得了多少的愉悅，又從中理解了多少人情的幽微要眇。古典詩詞的確有其奧曲深邃之處，並非一看就懂，淺白得老嫗都解。然而，古典詩詞提供的風光景觀，不僅有自然之美，也有人世間的悲歡離合之情，是人人在生命歷程中都會經過，都會切身體驗的。有過古典詩詞的浸潤陶冶，不但可以提升文化修養與生活情趣，得以欣賞與理解美好的事物，而且能夠培養平和穩健的心理素質，承受人世間不可預測卻又難以避免的困厄災難，使我們不至於陷入悲情的深淵。香港的同學學習古典詩詞感到困難，或許有文字修養不夠的原因，但主要還是因為受到社會急功近利風氣影響，太過「現實」，以為古典詩詞學了「沒有用」，又不能作為「搵食」的工具，因此，有一種抵拒的心態。這種輕視人文素養的態度，對整個杜會的長遠發展是有害的，會導致社會心理秩序的渙散、瓦解，至於崩潰。我這樣講，似乎有點危言聳聽，但近幾十年來中國文化圈所面臨的情況，正是一種文化解體，令年輕人無所適從的局面。一方面對文化傳統缺乏了解與興趣，另方面則因內心空虛而產生強烈偏激的民粹意識，激化社會族群的政治衝突。學習點古典詩詞，至少讓我們理解人世的苦難困頓，古人也經歷過，也有如此曲折幽微的心境。通過古典詩詞的興發感動，古人在「風景舊曾諳」的詩境中，得到精神的提升與慰藉，能以創造和諧心理秩序，甚至進而體會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道是我們生活在21世紀中，仍能從古典詩詞中汲取的文化資源，仍能通過理解與闡釋得到的文化傳承遺產。
葉嘉瑩老師在二○○三年春季學期，到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做了十個專題講座，此外還做過一次城市文化沙龍演講，都收在本書中，共十一章。她提述了中國古典詩學的脈絡，並且通過具體的範例，說明古典詩詞的演變，更不厭其煩地為同學講解詩人遺詞用字的創作心理與過程。不僅如此，她還經常談到詩詞藝術與文化心理的關係，譬如有一次說到學詩的意義與目的：
很多人問我，我們為什麼要學詩呢？西方有一位講接受美學的學者沃爾夫岡．伊塞爾（Wolfgang Iser）曾經說：閱讀是讓你的心靈與千百年前的古人相會。其實還不僅僅是心靈的相會，你還可以通過閱讀和古人的心靈相通，你可以更進一步地認識你自己，了解你自己，它是對你自己人生境界的一個提升。這也正是讀詩的意義和價值之所在。如果你有很好的興發感動的能力，如果你會背很多首古詩，那麼你隨時隨地，看到任何一個人物，任何一處風景，任何一個事件，你的心中就會有許多古人的詩句油然興起，它們可以有那麼多的啟發，讓你認識到人生的意義。這是多麼好的事情！而且還不只如此，如果你也能夠作詩的話，你就把你自已的興發感動也傳達出來，使別人也到感動，這又是一件多麼好的事情！這也是我們進行文化教學的目的。
葉老師在城市大學講課的時候，不但城大師生坐滿了課室，還有許多其他院校的師生及社會人士聞風而至。每一堂演講，都如春風化雨，滋潤著每個聽者的心田。我望著老師神采飛揚的神態，心中想，這才是「風景舊曾諳」，中國古典詩詞的精神在香港也可以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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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名家詞選講》北京大學出版社簡體版，二○○七年一月。
●序：清詞之盛，號稱中興，其作者之多，流派之盛，以及其對詞集之編訂整理，對詞學之探索發揚，種種方面之成就，固已為世所共見。早在一九六○年代中，我已曾經寫過《對常州詞派比興寄托之說的新檢討》一篇長文，繼之又在一九八○年代寫了《對傳統詞學與王國維詞論在西方理論之光照中的反思》，以及《論王國維詞》與《論納蘭性德詞》諸文，並且對於曾被龍沐勳稱譽為「遂開三百年來詞學中興之盛」的雲問詞人之代表陳子龍的詞，也曾寫過長文加以論述。凡此種種，當然都表現了我對於清詞研讀的興趣。
不過，自從一九五○年代我開始在台灣各大學講授詩詞諸課以來，直到我於一九九○年自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退休為止，三十多年來，我卻從來未曾在國內外各大學的詩詞課中講授過清詞。這主要是因為一般大學中的詞選課，主要都是從唐五代的詞講起，如此依時代次第講下來，要想把兩宋重要的作者講完，在時間上已經極為緊張，當然根本就不會有機會講到清詞了。誰知就在我退休已經四年之後，我卻在被新加坡國大中文系邀去客座講學的半年中，得到了一個講授清詞的機會。
我被新加坡國大邀聘，蓋全出於一次偶然的機緣。原來我曾於一九九三年冬赴吉隆坡，參加馬來西亞大學中文系舉辦的一個國際會議。會議中得識新加坡國大中文系的陳榮照主任，恰巧我三十多年前曾在台大教過的一個學生——王國瓔博士正在該系任教，於是我在吉隆坡開完會後，遂應國瓔之邀至新加坡旅遊。勾留數日，並作了一次講演。臨行前，陳榮照主任遂向我表示了擬於次年邀我前來講學之意。於是我遂於一九九四年7月中來到了新加坡。當時我擔任的有兩門課，一門是研究生的「專家研究」，另一門則是本科三年級的「韻文選讀」。後一門課由國瓔女弟與我合開，她教前半學期，我教後半學期。這一班學生對於唐宋詩詞大多已經有了相當的學習經歷，所以當我提出想要講授清詞時，就立即得到了系方的同意。
新加坡國大沿用英國教學制度，除課堂講授外，另有輔導課，由教師指定研讀主題與參考書目，由學生自行研讀，然後分為每十人一組，由教師指導討論，並寫成讀書報告交由教師評閱。我擔任的後半學期課，一共只有六周，每週的講授課只有三小時，但因選課的學生差不多有一百二十人，所以每組十人的輔導課卻有十二小時之多。
我所擬定的教材內容，原為清代詞人十四家，依時代先後，計為︰李雯、吳偉業、王夫之、陳維崧、朱彝尊、顧貞觀、納蘭性德、項廷紀、蔣春霖、王鵬運、文廷式、鄭文焯、朱祖謀、況周頤共十四位作者。但因時間限制，只能有一半作者由我在課堂中講授，另一半作者只好由學生自己閱讀教材，然後在輔導課中討論。
這一冊《清代名家詞選講》所收錄的，就是由姚白芳女士根據我在課堂中講授時的錄音所整理出來的文稿。其中所收錄的，計共有李雯、吳偉業、陳維崧、朱彝尊、蔣春霖、王鵬運、鄭文焯、朱祖謀、況周頤等九位作者，至於其他在輔導課中討論過的五位作者，則因討論時多由學生發言，然後才由我回答他們的問題，指正他們的錯誤，是以內容頗為零亂。而且輔導課有十二組之多，其中自有不少重複之處，整理起來極為不易，因此未加收錄。
不過最後我們卻增錄了另外一位作者，那就是清代常州詞派的作者張惠言。本來我並未將張氏列入講授的計劃之中，因為張氏的作品不多，在清詞的創作中並不佔重要地位。只是我們在講課中既曾提到了清詞中陽羨、浙西與常州三大流派，因此在介紹了陽羨派的代表作者陳維崧、浙西派的代表作者朱彝尊之後，也就順便選講了一首張惠言的詞，那就是他的《水調歌頭》五首中的第一首。而其後我自新加坡返回溫哥華後，有幾位當地友人聽說我曾在新加坡講授清詞，就要求我也為他們講些清代的詞。那時我對於才在新加坡講過的張惠言的一首詞，正有一種意猶末盡之感，遂決定把張氏的五首《水調歌頭》全組詞，作了一次頗有系統的講評。所以這一位本來未被我列入講授計劃之內的作者——張惠言，如今在這冊書中反而佔有了最大的篇幅，這原是我始料所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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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花前後鏡：詞之美感特質的形成與演進》台灣清華大學，二○○七年四月。
●序：這冊書中所收錄的，是我於二○○五年元月在天津電視台所舉辦的一次系列講座的錄音整理稿。當時因為時間、地點及聽眾的種種原因，可以說我所做的只是對於社會大眾的一次普及性的講演，涉及的有關詞學之各方面的問題雖廣，但卻都以簡明淺易之方式出之，未嘗做詳細深入的考辨和論述。但如果只以講題而言，則其所涉及的有關詞史、詞論及個別詞人之風格鑒賞等方面之廣，則實在可以說是有關詞與詞學的一個頗為艱深繁複的大題目。本書中一些看似淺易的論說，原來乃是我數十年來對於詞學整體之思索研討的辛苦之所得。雖然卑之無甚高論，但卻決然是我個人一己的深辨甘苦之言。既然出版者要我為這本書寫一篇序言，因此乃想藉此機會把我個人對詞與詞學之研討所走過的路程略做簡單之說明。
我自十餘歲開始自學填詞，好惡取捨一切但取諸心，可以說完全沒有理論的觀念。偶或涉獵一些前人的詞話詞論之類的著述，但卻深感其瑣碎蕪雜，無所歸趨。當時唯有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使我讀後頗有於我心有慼慼之感。我想那主要是因為王氏之說乃全出於其一己真切之感受，不做虛妄之空論的緣故。不過我對王氏之說也頗有所憾，那主要是因為一則他所標舉的「境界」之說，其義界不夠明確；再則他對於南宋詞只喜稼軒一人而對於其他諸家乃全然不能欣賞，其所見似亦未免失之偏頗。但當時我之學詞既全屬個人之興趣，因此對這些困惑之處也並未嘗加以深入之研求。
及至上世紀之五○年代中期，當我開始在台灣的淡江與輔仁兩所大學擔任詞選課之教學以後，我才對於詞之為體的源流演變及其評賞之美感特質何在，開始了反思和探索。從上世紀的六○年代到本世紀之初，經過四十年來教研的反思和體認，因而對過去所閱讀的曾被我認為瑣碎蕪雜的一些前人的詞話和詞論，乃漸能有所辨識，對其意旨所在與得失之處，頗有如韓退之所說的「昭昭然白黑分矣」的體會。至於我開始撰寫有關詞學之正式論文，則始於上世紀之六○年代中期。
當時我正在美國哈佛大學客座講學，為了被邀去參加一個有關中國文學評論的國際會議，於是我遂撰寫了一篇題為《常州派比興寄托之說的新檢討》的一篇論文，由哈佛大學的海陶瑋教授協助將其譯為英文，並在大會上做了報告。這篇論文後來被編入了此次大會的論文集，還曾得到審稿人很高的評價。我想那是因為在當時的北美漢學界，還很少有人對於中國詞論做過如此深細之研究的緣故。
繼之在七○年代初，我又撰寫了《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一書，其中收有題為《王國維〈人間詞話〉中批評之理論與實踐》一章專題的討論，這可以說是我繼《常州派》一文之後的第二篇專論。不過我對這兩篇文稿則並不完全滿意，因為我覺得我在此二文中所做的，還不過只是對這兩家詞論的一種梳理性的探討而已。雖然在論說中也有不少我個人深思所得的見解，但對於中國詞學之發展的源流和脈絡，卻還未能完成一以貫之的體系。於是此後相繼對這兩篇文稿又做出了一些後繼的研討，如《常州詞派張惠言與周濟二家詞學的現代反思》、《從一個新論點看張惠言與王國維二家說詞的兩種方式》等論文。讀者可自行參考，茲不復贅。
其後，我於八○年代初開始了與四川大學繆鉞ㄩㄝˋ先生共同撰寫《靈溪詞說》的合作。當我寫到《論周邦彥詞》一篇時，我對於周詞所表現的一種特殊風格提出了「賦筆為詞」之說。在此一篇文稿中，曾論及自五代北宋以來，其間詞之內容與風格雖曾有多方面之表現，也不乏創新的開拓，即如蘇軾在內容方面的開拓和柳永在形式方面的開拓，便都有著極可注意的成就，但我卻以為他們在本質上仍有著一點相似之處，那就是他們都是以直接的感發為作品中之主要質素的。而周邦彥詞的出現，特別是他的一些長調慢詞，則使得詞之寫作在本質上有了一種轉變，那就是一種以思索安排來寫作的新的質素的出現。這種在基本質素方面的改變，遂為詞之寫作開拓出了一種新途徑與新趨勢，對於後來的南宋諸家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我在文中曾把這種新途徑稱為「賦筆為詞」。當我提出此種說法後，首先得到了繆先生的肯定，其後程千帆先生讀到此文，也曾稱讚這種說法解決了詞學中的許多困惑之問題。因為我以為，張惠言之把五代宋初之令詞都視為有比興之意的附會之說以及王國維之不喜南宋詞的偏頗之見，事實上原來都是由於他們對詞之寫作中的這兩種不同的質素未能加以明白之辨析的緣故。
《論周邦彥詞》一文寫於一九八五年，而自一九八六年開始，我又應《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編者之邀，開始為他們撰寫了一系列用西方文論來講中國詞學的題為《迦陵隨筆》的文字。那是因為當他們來邀稿時，曾特別言及當時古典文學遺產遭受到冷落，希望我能在《隨筆》中加入一些新觀念以挽回頹勢。這正是我這一系列《隨筆》何以多引用西方文論的緣故。但我的努力也並未能挽回《文學遺產》的頹勢，因此在寫了十五則以後，就把這一系列的《隨筆》停止了。
而在此時遂又有人向我提出了建議，希望我能把這些《隨筆》中的零星之見改寫為一個長篇的專論。於是我遂於一九八八年又寫了一篇題為《對傳統詞學與王國維詞論在西方理論之觀照中的反思》的長文，對中國整體詞學做了一次通觀的梳理，將五代兩宋之詞的發展，劃分出了三個階段，而正式提出了歌辭之詞、詩化之詞與賦化之詞的說法。並且認為其中有兩點最值得注意之處，那就是歌辭之詞的出現是對於詩學傳統中言志之內涵及由此而衍生的倫理教化之觀念的一種突破；而賦化之詞的出現則是對詩歌傳統中以興發感動為主的寫作方式的一種突破。至於詩化之詞，表面看來雖然似乎是對詩學傳統的一種回歸，但卻因為詞體與詩體的形式不同，詩之齊言的體式，其長篇歌行有時可以直接抒寫用氣勢取勝，而長調慢詞之長短句的體式，如果全用直接抒寫，則便可能因為失去了齊言之氣勢，而未免會流於淺率叫囂了。而這也正是長調慢詞之不得不改用賦筆為之的緣故。至於蘇、辛二家之佳作，則是因為這兩家詞在本質上自有其沉厚超拔而不致流於淺率叫囂的一種質素，自然便不須更假借賦筆為之了。
在寫成這篇文稿後不久，我於一九九○年又應邀在美國緬因州參加了北美首次國際詞學會議。於是我又在此一會議中提出了題為《論王國維詞——從我對王氏「境界說」說的一點新理解談王詞之評賞》的文稿，對我以前論王氏之「境界」說的一些論點做了修改和補充，提出了王氏之不能欣賞南宋詞，乃是因為他對於詞體中以賦筆為詞的一種新途徑的特質未能有所認知的緣故。記得當時一同開會的普林斯頓大學的高友工教授對我的說法極感興趣，他以為「賦化之詞」的說法未之前聞，但此種提法則確實解答了詞與詞學中的許多問題。
在這一篇論文中我還曾提出說，無論其為歌辭之詞、詩化之詞或賦化之詞，要之皆以其中含有一種深隱幽微之質素方為佳作。只不過當時我對歌詞之為體何以形成了此種特美之要求的因素，還未能做深入的討論。所以其後在一九九二年，我遂又草寫了一篇題為《論詞學中之困惑與〈花間〉詞之女性敘寫及其影響》的長文，引用了西方的多種文論，對於詞體何以形成了此種美感特質的基本原因做了更為深入的論述。以為《花間集》中寫美女與愛情的小詞之易於引人生托喻之想，乃是由於一種雙重性別的因素。張惠言的比興之說雖未免牽強附會，但這種雙重性別的質素，則確實具有使讀者引生此種聯想的可能性。只不過小詞中的雙重性別之質素，與過去傳統詩歌中的男子作閨音的有心之作，實在有極大之差別。因此我在該文中還引用了法國女學者克利斯特娃（Julia Kristeva）的說法，指出詩歌語言中的兩種作用，一種被克氏稱為象喻的作用（symbolic function），另一種被稱為符示的作用（semiotic function）。中國傳統中男子作閨音的比興之說是屬於前一種作用，而小詞中的雙重性別則是由其敘寫之口吻及語言符號與顯微結構等因素而使人生托喻之想，是屬於後一種的作用。前者是受拘限的、被指定的，而後者則是自由的、不斷在生發變動之中的。這一種說法，當然也是前人詞說所未曾指出的。而小詞之可以引發讀者許多言外之聯想，則除去「雙重性別」之因素以外，還有著另外一種「雙重語境」之因素。於是我遂又於二○○○年寫了一篇題為《論詞之美感特質之形成與世變之關係》的文稿，指出南唐之馮延巳與中主李璟兩家詞作之易於引人生言外之想，乃是因為他們填寫歌詞之小環境雖屬安逸享樂的場合，但外在之大環境則南唐之國勢正在北周的威脅之下，處於岌岌可危之境，所以他們的詞中乃可能不免在其隱意識中有一種危亡無日之感，而讀詞者也因其外在語境產生了不少托喻之想。這正是形成了小詞之以要眇深微為美的美感特質的另一要素。
以上各篇文稿，雖然說明了我對詞學中之困惑的一段長期探索的路程，而且對詞學中的困惑之形成以及詞之美感特質之形成的種種因果的關聯，與其間一些微妙的質素，都做了簡單的說明，但卻似乎仍未嘗有一個總體的歸結。因為我以為還有兩點應該加以說明的：
其一是詞體中之要眇幽微之美，其本質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質素；其二是這種難言之美感，既不能用張惠言之說拘狹地指為比興，也不能用王國維之說含混地稱為「境界」，那麼這種美感特質究竟應叫做什麼呢？
於是我在上世紀九○年代中期撰寫《從艷詞發展之歷史看朱彝尊愛情詞之美學特質》一文時，遂對以上的兩個問題提出了兩點說法。
其一是對詞體中之要眇幽微之美的基本質素究竟是什麼的問題，我以為這種特美乃是屬於一種「弱德之美」。不僅晚唐五代與北宋的令詞之佳作是屬於具含此種質素的一種美，就連蘇、辛一派之所謂豪放之詞的佳作，甚至南宋用賦化之筆所寫的詠物之詞的佳作，基本上也都是屬於具含此種弱德之質素的一種美。
其二是張惠言所提的「比興」之說與王國維所提的「境界」之說之所以對此種特美都不能加以涵蓋的原因，我以為乃是因為他們在傳統說詩的論述中，找不到一個適當之術語來加以說明的緣故。因為詞中之此種特美，乃是特別屬於詞體之美的一種質素，而且此種質素之顯現並不全在於作者顯意識之活動與追求，而是由於作者在作品之顯微結構中所無心表現出來的一種隱意識之無意的呈現。此種特美，在中國傳統的詩文中既從來未曾出現過，因此並沒有一個現成的術語可以用來指說。這正是其所以使得張惠言與王國維二人都感到難以指稱的緣故。
對這種困惑，當我在閱讀西方接受美學之論著時，忽然得到了一種啟發。因為這種作用，並不是完全存在於作者意識中的一種顯意識之活動，而是在作品之文本中由其辭語本身的顯微結構所呈現的一種微妙的作用。這種作用，德國接受美學家沃夫崗．伊塞爾（Wolfgong Iser）曾稱之為一種potential effect，中文可以試譯為「潛能」。我以為，詞之特美也就正在於其有時可以表現為並不屬於作者顯意識之活動的一種潛能。
經過了前面所寫的我多年來思索和探討的結果，我可以說對中國詞體之特美的形成與演進的經過已做了既較為完整深細而且也較為理論化和系統化的說明。至於我現在所從事的工作，則是因為在詞學中仍有兩點當待補充和完成，其一是關於弱德之美的特質，我在《朱彝尊》一文中說得仍不夠詳細，因此仍有待更加補充；其二是我在過去所做的研討，大多以男性作者之作品為主，至於女性之作品，則私意以為其美感特質之發展又別具另一途徑，對這方面也尚待我去做另一次系統的探討。不過我已年逾八旬，體力日衰，而近年瑣事又極為忙碌，極少執筆寫作之餘暇，何日始能完成殊不可知。姑記於此，以俟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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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陵論詩叢稿》北京大學出版社，二○○八年四月。
●（序）：北大出版社最近將出版一系列我多年來所寫的論說詩詞的文稿，而題名為《迦陵著作集》。
前兩種是我的兩冊專著，第一冊是《杜甫秋興八首集說》，此書原為20世紀60年代中期我在台灣各大學講授「杜甫詩」專書課程時之所撰寫。
當時為了說明杜甫詩歌之集大成的成就，曾利用了整整一個璁假的時間走訪了台灣各大圖書館，共輯錄得自宋迄清的杜詩注本三十五家，不同之版本四十九種。因那時各圖書館尚無複印掃瞄等設備，而且我所搜輯的又都是被列為珍藏之善本，不許外借，因此所有資料都系由我個人親筆之所抄錄。此書卷首曾列有引用書目，對當時所曾引用之四十九種杜詩分別作了版本的說明，又對此《秋興》八詩作了「編年」、「解題」、「章法及大旨」的各種說明。至於所謂集說，則是將此八詩各分別為四聯，以每一聯為單位，按各種不同版本詳加徵引後做了詳盡的按語，又在全書之開端寫了一篇題為《論杜甫七律之演進及其承先啟後之成就》的長文，對中國古典詩歌中七律一體之形成與演進及杜甫之七律一體在其生活各階段中之不同的成就，都作了詳盡的論述。此書於一九六六年由台灣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出版。
其後我於一九八一年4月應邀赴四川成都參加在草堂舉行的杜甫學會首次年會，與會友人聽說我曾寫有此書，遂勸我將大陸所流傳的歷代社詩註本一併收入。於是我就又在大陸搜集了當日台灣所未見的註本十八種，增入前書重加改寫。計共收有不同之註本五十三家，不同之版本七十種，於一九八六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計時與台灣之首次出版此書蓋已有整整二十年之久。如今北大出版社又將重印此書，則距離上海古籍出版社之出版又有二十年以上之久了。
這一冊書對一般讀者而言，或許未必對之有詳細閱讀之興趣，但事實上則在這些看似繁雜瑣細的校輯整理而加以判斷總結的按語中，卻實在更顯示了我平素學詩的一些基本的修養與用功之所在。因而此書出版後，遂立即引起了一些學者的注意。
即如當年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任教的周策縱教授，就曾寫有長文與我討論，此文曾於一九七五年發表於台灣出版之《大陸雜誌》第五十卷第六期。又有在美國聖地亞哥加州大學任教的鄭樹森教授在其《結構主義與中國文學研究》一文中也曾提及此書，以為其有合於西方結構主義重視文類研究之意（鄭文見台灣東大圖書公司一九八三年所刊印之《比較文學叢書》中鄭著之《結構主義與中國文學》）。更有哈佛大學之高友工與梅祖麟二位教授，則因閱讀了我這一冊《集說》，而引生出他們二位所合作的一篇大著《分析杜甫的〈秋興〉——試從語言結構入手做文學批評》，此文曾分作三篇發表於《哈佛大學亞洲研究學報》。直到去年我在台灣一次友人的聚會中還曾聽到一位朋友告訴我說，在台灣所出版的我的諸種著作中，這是他讀得最為詳細認真的一冊書。如今北大出版社又將重印此書，我也希望能得到國內友人的反響和指正。
第二冊是《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此書也是一冊舊著，完稿於20世紀70年代初期。原來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為「王國維的生平」，此一編又分為兩章，第一章為「從性格與時代論王國維治學途徑之轉變」，第二章為「一個新舊文化激變中的悲劇人物」，這兩章曾先後在香港中文大學學報發表；下編為「王國維的文學批評」，此一編分為三章，第一章為「序論」，第二章為「靜安先生早期的雜文」，第三章為「《人間詞話》中批評之理論與實踐」，這些文稿曾先後在台灣的《文學批評》及香港的《抖擻》等刊物上發表，但因手邊沒有相關資料，所以不能詳記。此書於一九八○年首由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繼之又於一九八二年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再版．並曾被當日台灣的一些不法出版商所盜版。
這冊書在最初於香居±皈時，我曾寫有很長的一篇《後敘》，並加有一個副標題《略談寫作之書之動機、經過及作者思想之轉變》，文中略敘了我婚前婚後的一些經歷，其中曾涉及在台灣的白色恐怖中我家受難的情況。台灣的「明倫」與「源流」兩家出版社盜版，一家雖保留了此一篇《後敘》，但將其中涉及台灣的地方都刪節為大片的空白，並在空白處用潦草的筆跡寫有……此處不妥，故而刪去」等字樣；另一家則是將此一篇《後敘》完全刪除。（據台灣友人相告云，他們曾將刪去的《後敘》另印為一本小冊子，供讀者另行購買）。直到二○○○年台灣的桂冠圖書公司出版我的《葉嘉瑩著作集》一系列著作時收入此書，才又將此篇《後敘》補入書中，同時並增人了一篇《補跋》。那是因為一九八四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了《王國維全集．書信》一書，其中收入了不少我過去所未見的資料；且因為我自一九七九年回國講學，得以晤見了幾位王國維先生的及門弟子，也由他們提供了我不少相關的資料；更因為《王國維全集．書信》一書出版後，曾相繼有羅繼祖先生及楊君實先生在國內之《讀書》、《史學集刊》與香港之《抖擻》及台灣之《中國時報》諸刊物中發表過一些論及王國維之死因及王國維與羅振玉之交誼的文字。凡此種種，其所見當然各有不同，所以我就又寫了一篇《補跋》，對我多年前所出版的《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一書又作了一些補正和說明。這些資料，如今都已收入在北大出版社即將出版的這一冊書中了。至於原來被河北教育出版社與台灣桂冠圖書公司曾收入在他們所出版的《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一書中有關王氏《人間詞話》及《人間詞》的一些單篇文稿，則此次結集時刪去，而另收入其他文集中。因特在此作一簡單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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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嘉瑩說漢魏六朝詩》北京中華書局簡體版二○○八年九月。
●『總序』：北京中華書局最近將出版我的六冊講演集，編為「迦陵說詩」系列，要我寫一篇總序。這六冊書如果按所講授的詩歌之時代為順序，則其先後次第應排列如下︰
一、葉嘉瑩說漢魏六朝詩
二、葉嘉瑩說阮籍詠懷詩
三、葉嘉瑩說陶淵明飲酒及擬古詩
四、葉嘉瑩說唐詩
五、好詩共欣賞
六、葉嘉瑩說詩講稿
這六冊書中的第二種及第五種，在一九九七及一九九八年先後出版時，我都曾為之寫過《前言》，對於講演之時間、地點與整理講稿之人的姓名都已做過簡單的說明，自然不需在此更為辭費。
至於第一種《葉嘉瑩說漢魏六朝詩》與第四種《葉嘉瑩說唐詩》，現在雖然分別被編為兩本書，但其講演之時地則同出於一源。二者都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我在加拿大溫哥華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講授古典詩歌時的錄音記錄，只不過整理成書的年代不同，整理講稿的人也不同。前者是九十年代中期由天津的三位友人安易、徐曉莉和楊愛娣所整理寫定的，後者則是近年始由南開大學碩士班的曾慶雨同學寫定的。後者還未曾出版過，而前者則在二○○○年初已曾由台灣之桂冠圖書公司出版，收入在《葉嘉瑩作品集》的第二輯《詩詞講錄》中，而且是該專輯中的第一冊，所以在書前曾寫有一篇長序，不僅提及這一冊書的成書經過，而且對這一輯內所收錄的其他五冊講錄也都做了簡單的介紹。其中也包括了現在中華書局即將出版的《葉嘉瑩說阮籍詠懷詩》和《葉嘉瑩說陶淵明飲酒詩》，但卻未包括現在所收錄的陶淵明的《擬古》詩，那是因為「飲酒」與「擬古」兩組詩講授的時地並不相同，因而整理人及成書的時代也不相同。前者是於一九八四年及一九九三年先後在加拿大溫哥華的金佛寺與美國加州的萬佛城陸續所做的兩次講演，整理錄音人則仍是為我整理《葉嘉瑩說漢魏六朝詩》的三位友人。因此也曾被桂冠圖書公司收入在他們二○○○年所出版的《葉嘉瑩作品集》的《詩詞講錄》一輯之中。至於後一種「擬古」詩，則是晚至二○○三年我在溫哥華為嶺南長者學院所做的一次系列講演，而整理講稿的人則是南開大學博士班的汪夢川同學，所以此一部分陶詩的講錄也未曾出版過。
回顧以上所述及的五種講錄，其時代最早的應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我在台灣為教育電台播講大學國文時所講的一組阮籍的「詠懷」詩，這冊講錄也是我最早出版的一冊《講錄》。至於時代最晚的則應是前所提及的二○○三年在溫哥華所講的陶淵明的「擬古」詩。綜觀這五冊書所收錄的講演錄音，其時間跨度蓋已有四十年以上之久，而空間跨度則包括了台灣、美國、加拿大及大陸四個不同的地區。不過這五冊書所收錄的講學卻仍都不失為一時、一地的系列講演，凌亂中仍有一定的系統。
至於第六冊《葉嘉瑩說詩講稿》則是此一系列講錄中內容最為駁雜的一冊書。因為這一冊書所收的都是不成系列的分別在不同的時地為不同的學校所做的一次性的個別講演，當時我大多是奔波於旅途之中，隨身既未攜帶任何參考書籍，而且我叉一向不準備講稿，都是臨時擬定一個題目，臨時就上台去講。在這種情況下就不免會出現了不少問題。其一是所講的內容往往不免有重複之處，其二是我講演時所引用的一些資料，既完全未經查檢，但憑自己之記憶，自不免有許多失誤。何況講演之時地不定，整理講稿之人的程度不定，而且各地聽講之人的水平也不整齊，所以其內容之駁雜凌亂，自是必然之結果。此次中華書局所擬收錄的《葉嘉瑩說詩講稿》原有十三篇之多，計為︰
一、從中西詩論的結合談中國古典詩歌的評賞（這是我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在四川成都所做的一次講演，由繆元朗整理，講稿曾被收人在河北教育出版社所出版的《古典詩詞講演集》）
二、從幾首詩例談中國古典詩歌中形象與情意之關係（這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在天津師範大學所做的一次講演，由徐曉莉整理，講稿亦曾收入在《古典詩詞講演集》）
三、從形象與情意之關係看三首小詩（這是一九八四年在北京經濟學院所做的一次講演，由楊彬整理，講稿亦曾被收入《古典詩詞講演集》）
四、舊詩的批評與欣賞（這是我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在南開大學所做的一次講演，此稿未曾被收入我的任何文集）
五、從比較現代的觀點看幾首舊詩（這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我在台灣大學為「海洋詩社」的同學們所做的一次講演，講稿曾被收入台灣桂冠圖書公司所出版的《迦陵說詩講稿》）
六、漫談中國古典詩歌中的感發作用（這應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或九十年代初的一次講演，時地已不能確記，此稿以前未曾出版）
七、從中西文論談賦比興（這是二○○四年在香港城市大學的一次講演，曾被收人香港城市大學出版之《葉嘉瑩說詩談詞》）
八、古詩十九首的多義性（這也是二○○三年在香港城市大學的一次講演，曾被收入《葉嘉瑩說詩談詞》）
九、詩歌吟誦的古老傳統（同上）
十、杜甫詩在寫實中的象喻性（同上）
十一、從西方文論看李商隱的幾首詩（這是二○○一年我在南開大學所做的一次講演，未曾收入我的任何文集）
十二、一位晚清詩人的幾首落花詩（這也是二○○三年在香港城市大學所做的一次講演，曾被收人《葉嘉瑩說詩談詞》）
十三、閱讀視野與詩詞評賞（這是二○○四年我在一次會議中的發言稿，未曾收入我的任何文集）
以上十三篇，只從講演之時地來看，其雜亂之情形已可概見，故其內容自不免有許多重複之處。此次重新編印，曾經做了相當的刪節。即如前所列舉的第一、第二、第四與第五諸篇，就已經被刪定為一篇，題目也改了一個新題，題為《結合中西詩論看幾首中國舊詩中的形象與情意之關係》；另外第六與第七兩篇，也被刪節成了一篇，題目也改成了一個新題，題為《從「賦比興」談詩歌中興發感動之作用》。
我之所以把原來十三篇的內容及出版情況詳細列出，又把刪節改編之情況與新定的篇題也詳細列出，主要是為了向讀者做個交代，以便與舊日所出版的篇目做個比對。而這些篇目之所以易於重複，主要蓋由於這些講稿都是在各地所做的一次性的講演，每次講演我都首先想把中國詩歌源頭的「賦比興」之說介紹給聽眾，舉例時自然也不免談到形象與情意之關係。而談到形象與情意之關係時，又不免經常舉引大家所熟悉的一些詩例，因此自然難以避免地有了許多重複之處。然而一般而言，我每次講演都從來沒有寫過講稿，所以嚴格說起來，我每次講演的內容即使有相近之處，但也從來沒有過兩篇完全一樣的內容。只是舉例既有重複，自然應該刪節才是。至於其他各篇，如《葉嘉瑩說漢魏六朝詩》、《葉嘉瑩說唐詩》、《葉嘉瑩說阮籍詠懷詩》、《葉嘉瑩說陶淵明飲酒及擬古詩》等，則都是自成系列的講稿，如此當然就不會有重複之處了。
除去重複之缺點外，我在校讀中還發現了其中引文往往有失誤之處。這一則是因為我的講演一向不準備講稿，所有引文都但憑一己的背誦，而背誦有時自不免有失誤，此其致誤的原因之一。再則這些講稿都是經由友人根據錄音整理出來的，一切記錄都依聲音寫成，而聲音往往有時又不夠清晰，此其致誤的原因之二。三則一般說來，古詩之語言自然與口語有所不同，所以出版時之排印也往往有許多錯字，此其致誤的原因之三。此次校讀中，雖然對以前的諸多錯誤都曾盡力做了校正，但失誤也仍然不免，這是我極感愧疚的。
回首數十年來我一直站立在講堂上講授古典詩詞，蓋皆由於我自幼養成的對於詩詞中之感發生命的一種不能自已的深情的共鳴。早在一九九六年，當河北教育出版社為我出版《迦陵文集》時，在其所收錄的《我的詩詞道路》一書的前言中，我就曾經寫有一段話說︰「在創作的道路上，我未能成為一個很好的詩人，在研究的道路上，我也未能成為一個很好的學者，那是因為我在這兩條道路上，都並未能做出全心的投人。至於在教學的道路上，則我縱然也未能成為一個很好的教師，但我卻確實為教學的工作投注了我大部分的生命。」
關於我一生教學的歷程，以及我何以在講課時開始了錄音的記錄，則我在一九九七年天津教育出版社為我出版《阮籍〈詠懷〉詩講錄》一書及二○○○年台灣桂冠圖書公司為我出版《詩詞講錄》一輯的首冊《漢魏六朝詩講錄》一書時都曾先後寫過序言，而此兩冊書現在也都被北京中華書局編入了我的「迦陵說詩」系列之中。序言具在，讀者自可參看。
回顧我自一九四五年開始了教書的生涯，至於今日蓋已有六十下年之久。如今我己是八十三歲的老人，仍然堅持站在講台上講課，未曾停止下來。記得我在一九七九年第一次回國教書時，曾經寫有「書生報岳成何計，難忘詩騷李杜魂」兩句詩。我現在仍願以這二句詩做為我的《迦陵說詩》六種之序言的結尾，是詩歌中生生不已的生命使我對詩歌的講授樂此不疲的。
是為序。葉嘉瑩（二○○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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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嘉瑩說陶淵明飲酒及擬古詩》中華書局簡體版，二○○九．七
●序：「詩詞講錄」編目內，收錄了我的六種講課錄音整理稿，其中有三種三分別為上、下兩冊，故綜計之共有九冊之多。記得我在一九九六年為《我二；詩詞道路》一書所寫的《前言》中，曾經自我反省說︰「在創作的道路上，我未能成為一個很好的詩人；在研究的道路上，我也未能成為下個饅好的學者。那是因為我在這兩條道路上，都並未能做出全心的投入。至於在教學的道路上，則我縱然也未能成為一個很好的教師，但我卻確萁為教學的工作，投注了我大部分的生命。」
我自一九四五年大學畢業就開膏教書的生涯，至今已有五十四年之久，不僅從來未曾間斷過，而且往往總是同時在多校兼課。即如我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剛從大學畢業，就在北平擔任了三個中學的五班國文課；五十年代以後，我又在台彎的台大、淡江、輔仁三所大學擔任了詩選、文選、詞選、曲選及杜甫詩尊多科的教學，還同時擔任了教育電台大學國文課的廣播教學；及至六十年代中，教育電視台成立，我又兼任了古詩的電視教學；七十年代到加拿大任教後，雖然不再有兼課的情況，但我卻又開始了每年利用假期回國講學的忙碌生活。曾先後在大陸十餘所大學講過課。
九十年代退休後，更曾應邀赴台灣各大學、大陸各大學及新加坡國立大學擔任過全年或者半年的客座教學。近年又應天津南開大學之邀聘籌建了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且擔任了所長的工作，並親自帶領研究生。不過，我教學講課的時間雖已有五十四年之久，但講稿之被錄音且被整理發表，則是二十年前由於一些特殊情況才開始的，關於這些情況，我在《阮籍〈詠懷〉詩講錄》一書的《前言》中，已曾有簡單的記述。
總之，我早年在台灣教書時，可以說從來沒有過要將之錄音並整理成書的念頭。《阮籍》一書之存有錄音，是因為那原是當年在台灣教育電台播講大學國文時的錄音。不過其被整理成書則已是三十餘年以後的事了。至於我的講演之第一次被錄音整理發表，則是由於在一九七八年的夏天，我曾應邀參加了美國東岸一些愛國的文藝工作者所舉辦的上個夏令營的聚會，在聚會中我所做的題為《舊詩的批評與欣賞》的一篇講演，曾被錄音並整理發表於一冊題名為《海內外》的雜志（詳情可參看《阮籍〈詠懷〉詩講錄．前言》），而且自此以後，《海內外》的編者尹夢龍先生遂要求我把所有的講課都做成錄音交由他們去整理發表。這實在是我之所以有這些錄音講稿的最早的緣起。
在《詩詞講錄》這一部分中所收錄的《迦陵說詞講稿．下卷》內的大多數文稿就都是當年在《海內外》所發表的錄音整理稿。此外《漢魏六朝詩講錄》上下兩冊，原也是為應《海內外》編者之要求而做的講課錄音，但因這一系列的錄音帶數量極多，直到九十年代後期才被陸續整理完稿，而那時《海內外》雜志已經停刊了。適值台灣的《國文天地》向我約稿，於是我遂將這一部分講稿交給了他們去分期刊載，直到最近才全部刊完。
此外在《詩詞講錄》這一部分所收錄的作品中，還有一冊較具系列性的錄音整理稿，那就是分為上下兩冊的《唐宋詞十七講》。原來在一九八七年的2月，我曾應北京五個文化單位的聯合邀請，為他們所舉辦的「唐宋詞系列講座」做了十次講演，講了五代及北宋一些名家的詞。結束以後因主辦人及一些聽眾意猶未盡，遂又由瀋陽及大連的兩所院校邀我去繼續講了七次南宋名家的詞。
其後由三地的主辦人分別將各次錄音整理合編成書，那就是分為上下兩冊的《唐宋詞十七講》（請參考該書《前言》）。
而與此《十七講》相配合的，是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音像部出版的題為《唐宋詞系列講座》的一套錄音帶和一套錄像帶。私意以為如果能配合錄音帶或錄像帶去閱讀《十七講》一書的話，也許更能體會到一種如我在《作品集．序言》中所說的「感發的效果」。因為增加了聲音和形象，較之純然只用文字傳達的效果一定更好，不過如此有心的讀者可能並不多就是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