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序《釋文》：“此孔氏所作，述《尚書》起之時代，并敘為注之由。故相承講之，今依舊為音。”
[疏]正義曰：道本沖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經史，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圣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愜群心，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后人見其久遠，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聲意，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璿璣鈐》云：“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劉熙《釋名》云：“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為著。”言事得彰著。五經六籍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君口出言，即書為法，所書之事，各有云為，遂以所為別立其稱。稱以事立，故不名“書”。至於此書者，本書君事，事雖有別，正是君言，言而見書，因而立號，以此之故，名異諸部。但諸部之書，隨事立名，名以事舉，要名立之后，亦是筆書，故百氏六經總曰“書”也。《論讖》所謂“題意別名，各自載耳”。昭二年《左傳》曰，晉韓起適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此總名“書”也。“序”者，言序述《尚書》起、存亡注說之由，序為《尚書》而作，故曰“尚書序”。《周頌》曰：“繼序思不忘。”《毛傳》云：“序者，緒也。”則緒述其事，使理相胤續，若繭之抽緒。但易有《序卦》，子夏作《詩序》，孔子亦作《尚書序》，故孔君因此作序名也。鄭玄謂之“贊”者，以序不分散，避其序名，故謂之“贊”。贊者，明也，佐也。佐成序義，明以注解故也。安國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故已之總述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所嫌故也。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氏，伏古作虙，犧本又作羲，亦作戲，辭皮反。《說文》云，賈侍中說此犧非古字。張揖《字詁》云：“羲古字，戲今字。”一號包羲氏。三皇之最先，風姓，母曰華胥，以木德王，即太皞也。王，于況反。畫，乎麥反。卦，俱賣反。契，苦計反。書者，文字；契者，刻木而書其側：故曰“書契”也。一云以書契約其事也。鄭玄云：“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也。”結繩，《易·系辭》上：“上古結繩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文，文字也。籍，籍書
[疏]“古者”至“生焉”○正義曰：“代結繩”者，言前世之政用結繩，今有書契以代之。則伏犧時始有文字以書事，故曰“由是文籍生焉”。自今本昔曰“古”。古者以圣德伏物教人取犧牲，故曰“伏犧”。字或作宓犧，音亦同。《律歷志》曰：結作網罟，以取犧牲，故曰“伏犧”。或曰“包犧”，言取犧而包之。顧氏讀包為庖，取其犧牲以供庖廚。顧氏又引《帝王世紀》云：“伏犧母曰華胥，有巨人跡，出於雷澤，華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月令》云：“其帝太昊。”《系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是直變“包”言“伏”耳。則伏犧是皇，言“王天下”者，以皇與帝、王據跡為優劣，通亦為王。故《禮運》云“昔者先王”，亦謂上代為王。但自下言之，則以上身為王，據王身於下，謂之“王天下”也。知伏犧“始畫八卦”者，以《系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后乃云：“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知之也。知時“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者，亦以《系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是造書契可以代結繩也。彼直言“后世圣人”，知是伏犧者，以理比況而知。何則？八卦畫萬物之象，文字書百事之名，故《系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是萬象見於卦。然畫亦書也，與卦相類，故知書契亦伏犧時也。由此孔意正欲須言伏犧時有書契，本不取於八卦。今云“八卦”者，明書、卦相類，據《系辭》有畫八卦之成文而言，明伏犧造書契也。言“結繩”者，當如鄭注云：“為約，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王肅亦曰“結繩，識其政事”是也。言“書契”者，鄭云：“書之於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后以相考合，若結繩之為治。”孔無明說，義或當然。《說文》云：“文者，物象之本也。”“籍”者，借也，借此簡書以記錄政事，故曰“籍”。“蓋取諸夬”，“夬”者，決也，言文籍所以決斷，宣揚王政，是以夬。《繇》曰：“揚于王庭。”《系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又云“作結繩而為罔罟，蓋取諸離”。彼謂結罔罟之繩，與結為政之繩異也。若然，《尚書緯》及《孝經讖》皆云三皇無文字，又班固、馬融、鄭玄、王肅諸儒皆以為文籍初自五帝，亦云三皇未有文字，與此說不同。何也？又蒼頡造書出於《世本》，蒼頡豈伏犧時乎？且《系辭》云黃帝、堯、舜為九事之目，未乃云：“上古結繩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是后世圣人即黃帝、堯、舜，何得為伏犧哉？孔何所據而更與《系辭》相反，如此不同者？《藝文志》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況遭秦焚書之后，群言競出，其緯文鄙近，不出圣人，前賢共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偽起哀、平，則孔君之時，未有此《緯》，何可引以為難乎？其馬、鄭諸儒，以據文立說，見后世圣人在九事之科，便謂書起五帝，自所見有異，亦不可難孔也。而《系辭》云后世圣人在九事之下者，有以而然。案彼文先歷說伏犧、神農“蓋取”，下乃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是黃帝、堯、舜之事也。又舟楫取渙，服牛取隨，重門取豫，臼杵取小過，弧矢取睽，此五者時無所系，在黃帝、堯、舜時以否皆可以通也。至於宮室、葬與書契，皆先言“上古”、“古者”，乃言“后世圣人易之”，則別起事之端，不指黃帝、堯、舜時。以此葬事云“古者”不云“上古”，而云“易之以棺槨”。棺槨自殷湯而然，非是彼時之驗，則上古結繩何廢伏犧前也？其蒼頡，則說者不同，故《世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傅玄皆云：“蒼頡，黃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徐整云：“在神農、黃帝之間。”譙周云：“在炎帝之世。”衛氏云：“當在庖犧、蒼帝之世。”慎到云：“在庖犧之前。”張揖云：“蒼頡為帝王，生於禪通之紀。”《廣雅》曰自開辟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為十紀。則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十紀者，九頭一也，五龍二也，攝提三也，合雒四也，連通五也，序命六也，循飛七也，因提八也，禪通九也，流訖十也。如揖此言，則蒼頡在獲麟前二十七萬六千馀年。是說蒼頡其年代莫能有定，亦不可以難孔也。然紀自燧人而下，揖以為自開辟而設，又伏犧前六紀后三紀，亦為據張揖、慎到、徐整等說，亦不可以年斷。其涚訖之紀，似自黃帝為始耳。又依《易緯·通卦驗》，燧人在伏犧前，“表計置其刻曰：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鄭玄注云：“刻謂刻石而記識之。”據此，伏犧前己有文字矣。又《陰陽書》稱天老對黃帝云：“鳳皇之象，首戴德，背負仁，頸荷義，膺抱信，足履政，尾系武。”又《山海經》云：“鳳皇首文曰德，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又《易·系辭》云：“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是文字與天地并興焉。又《韓詩外傳》稱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馀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子》書稱管仲對齊桓公曰：“古之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二而已。”首有“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其登封者皆刻石紀號，但遠者字有彫毀，故不可識，則夷吾所不識者六十家，又在無懷氏前，孔子睹而不識，又多於夷吾，是文字在伏犧之前己自久遠，何怪伏犧而有書契乎？如此者，蓋文字在三皇之前未用之教世，至伏犧乃用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是教世之用，猶燧人有火，中古用以燔黍捭豚，后圣乃修其利相似。文字理本有之，用否隨世而漸也。若然，惟《系辭》至神農始有噬嗑與益，則伏犧時其卦未重，當無雜卦，而得有取諸夬者，此自鄭玄等說耳。案《說卦》曰：“昔者圣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系辭》曰：“天生神物，圣人則之。”則伏犧用蓍而筮矣。故鄭注《說卦》亦曰：“昔者圣人，謂伏犧文王也。”《系辭》又曰：“十有八變而成卦。”是言爻皆三歸奇為三變，十八變則六爻明矣。則筮皆六爻，伏犧有筮，則有六爻，何為不重而怪有夬卦乎？
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少，詩照反。昊，胡老反。少昊。金天氏，名摯，字青陽，一曰玄器，已姓。黃帝之子，母曰女節。以金德王，五帝之最先。顓音專。頊，許玉反。顓頊，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母曰景仆，謂之女樞。以水德王，五帝之二也。高辛，帝嚳也，姬姓。嚳，口毒反。母曰不見。以木德王，五帝之三也。唐，帝堯也，姓伊耆氏。堯初為唐侯，后為天子，都陶，故號陶唐氏。帝嚳之子，帝摯之弟，母曰慶都。以火德王，五帝之四也。虞，帝舜也，姓姚氏，國號有虞。顓頊六世孫，瞽瞍之子，母曰握登。以土德王，五帝之五也。先儒解三皇五帝與孔子同，并見發題
[疏]“伏犧”至“常道”也。○正義曰：墳”，大也。以所論三皇之事，其道至大，故曰“言大道也”。以“典”者，常也，言五帝之道，可以百代常行，故曰“言常道也”。此三皇五帝，或舉德號，或舉地名，或直指其人，言及便稱，不為義例。顧氏引《帝王世紀》云：農母曰女登，有神龍首感女登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附寶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日角龍顏。少昊金天氏母曰女節，有星如虹下流，意感而生少昊。顓頊母曰景仆，昌意正妃，謂之女樞，有星貫月如虹，感女樞於幽房之宮而生顓頊。堯母曰慶都，觀河遇赤龍，晻然陰風，感而有孕，十四月而生堯。又云舜母曰握登，見大虹感而生舜。此言“謂之三墳”，“謂之五典”者，因《左傳》有“三墳五典”之文，故指而謂之。然五帝之書皆謂之典，則《虞書·皋陶謨》、《益稷》之屬，亦應稱典。所以別立名者，若主論帝德，則以典為名，其臣下所為，隨義立稱。其“三墳”直云“言大道也”，“五典”直云“言常道也”，不訓“墳”、“典”之名者，以墳大典常，常訓可知，故略之也。“常道”所以與“大道”為異者，以帝者公平天下，其道可以常行，故以“典”言之。而皇優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更大於常，故言“墳”也。此為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是大道，并可常行。故《禮運》云：“以大道之行”為五帝時也。然帝號同天，名所莫加，優而稱“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故后代措廟立主，尊之曰“皇”，生者莫敢稱焉。而士庶祖父稱曰“皇”者，以取美名，可以通稱故也。案《左傳》上有“三墳五典”，不言墳是三皇之書，典是五帝之書。孔知然者，案今《堯典》、《舜典》是二帝二典，推此二典而上，則五帝當五典，是五典為五帝之書。今三墳之書在五典之上，數與三皇相當，墳又大名，與皇義相類，故云三皇之書為三墳。孔君必知三皇有書者，案《周禮·小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是其明文也。鄭玄亦云其書即三墳五典。但鄭玄以三皇無文，或據后錄定。孔君以為書者記當時之事，不可以在后追錄，若當時無書，后代何以得知其道也？此亦孔君所據三皇有文字之驗耳。鄭玄注《中候》，依《運斗樞》以伏犧、女媧、神農為三皇，又云五帝坐，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氏。知不爾者，孔君既不依緯，不可以緯難之。又易興作之條，不見有女媧，何以輒數？又鄭玄云：“女媧修伏犧之道，無改作則。”已上修舊者眾，豈皆為皇乎？既不數女媧，不可不取黃帝以充三皇耳。又鄭玄數五帝，何以六人？或為之說云，德協五帝，座不限多少，故六人亦名五帝。若六帝何有五座？而皇指大帝，所謂“耀魄寶”，止一而已，本自無三皇，何云三皇？豈可三皇數人，五帝數座，二文舛互，自相乖阻也。其諸儒說三皇，或數燧人，或數祝融以配犧、農者，其五帝皆自軒轅，不數少昊，斯亦非矣。何燧人說者以為伏犧之前，據易曰“帝出於震”，震，東方，其帝太昊。又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犧，何以燧人側在前乎？又祝融及顓頊以下火官之號，金天已上百官之號，以其徵五經，無云祝融為皇者，縱有，不過如共工氏。共工有水瑞，乃與犧、農、軒、摯相類，尚云霸其九州，祝融本無此瑞，何可數之乎？《左傳》曰：“少昊之立，鳳鳥適至。”於《月令》又在秋享食，所謂白帝之室者也，何為獨非帝乎？故孔君以黃帝上數為皇，少昊為五帝之首耳。若然，案今《世本·帝系》及《大戴禮·五帝德》并《家語》宰我問、太史公《五帝本紀》皆以黃帝為五帝，此乃史籍明文，而孔君不從之者。孟軻曰：“信《書》不如其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言書以漸染之濫也。孟軻已然，況后之說者乎？又《帝系》、《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即黃帝子青陽是也，顓頊黃帝孫、昌意子，帝嚳高辛氏為黃帝曾孫、玄囂孫、僑極子，堯為帝嚳子，舜為顓頊七世孫。此等之書，說五帝而以黃帝為首者，原由《世本》。經於暴秦，為儒者所亂。《家語》則王肅多私定，《大戴禮》、《本紀》出於《世本》，以此而同。蓋以少昊而下皆出黃帝，故不得不先說黃帝，因此謬為五帝耳。亦由《系辭》以黃帝與堯、舜同事，故儒者共數之焉。孔君今者意以《月令》春曰太昊，夏曰炎帝，中央曰黃帝，依次以為三皇。又依《系辭》，先包犧氏王。沒，神農氏作。又沒，黃帝氏作。亦文相次。皆著作見於易，此三皇之明文也。《月令》秋曰少昊，冬曰顓頊，自此為五帝。然黃帝是皇，今言“帝”不云“皇”者，以皇亦帝也，別其美名耳。太昊為皇，《月令》亦曰“其帝太昊”，易曰“帝出於震”是也。又軒轅之稱黃帝，猶神農之云炎帝，神農於《月令》為炎帝，不怪炎帝為皇，何怪軒轅稱帝？而梁主云：“書起軒轅，同以燧人為皇，其五帝自黃帝至堯而止。知帝不可以過五，故曰舜非三王，亦非五帝，與三王為四代而已。”其言與詩之為體，不雅則風，除皇已下不王則帝，何有非王非帝，以為何人乎？典，謨皆云“帝曰”，非帝如何！
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夏，禹天下號也。以金德王，三王之最先。商，湯天下號，亦號殷，以水德王，三王之二也。周，文王、武王有天下號也。以木德王，三王之三也。誥，故報反，告也，示也。奧，烏報反，深也。揆，葵癸反，度也。
[疏]“至于”至“一揆”○正義曰：既皇書稱“墳”，帝書稱“典”，除皇與帝墳、典之外，以次累陳，故言“至于”。夏、商、周三代之書，雖復當時所設之教，與皇及帝墳、典之等不相倫類，要其言皆是雅正辭誥，有深奧之義，其所歸趣與墳、典一揆。明雖事異墳、典而理趣終同，故所以同入《尚書》，共為世教也。孔君之意，以墳、典亦是《尚書》，故此因墳、典而及三代。下云“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是墳、典亦是《尚書》之內，而小史偏掌之者，以其遠代故也。此既言墳、典，不依外文連類，解八索、九丘，而言三代之書廁於其間者，孔意以墳、典是《尚書》，丘、索是《尚書》外物，欲先說《尚書》事訖，然后及其外物，故先言之也。夏、商、周之書，皆訓誥誓命之事，言“設教”者，以此訓誥誓命即為教而設，故云“設教”也。言“不倫”者，倫，類也。三代戰爭不與皇帝等類，若然，五帝稱“典”，三王劣而不倫，不得稱“典”。則三代非典，不可常行，何以垂法乎？然三王世澆，不如上代，故隨事立名，雖篇不目典，理實是典，故曰“雅誥奧義，其歸一揆”，即為典之謂也。然三王之書，惟無典謨，以外訓、誥、誓、命、歌、貢、征、范，類猶有八，獨言“誥”者，以別而言之。其類有八，文從要約，一“誥”兼焉。何者？以此八事皆有言以誥示，故總謂之“誥”。又言“奧義”者，指其言謂之誥，論其理謂之義，故以義配焉。言“其歸一揆”，見三代自歸於一，亦與墳、典為一揆者，況喻之義。假譬人射，莫不皆發，志揆度於的，猶如圣人立教，亦同揆度於至理，故云“一揆”。
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
[疏]正義曰：《顧命》云：“越玉五重，陳寶。”即以赤刀、大訓在西序，是“寶之，以為大訓”之文。彼注以典謨為之，與此相當。要六藝皆是，此直為《書》者，指而言之，故彼注亦然也。彼直周時寶之，此知歷代者，以墳、典久遠，周尚寶之，前代可知，故言“歷代”耳。
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八索，所白反，下同，求也。徐音素，本或作素。
[疏]“八卦”至“此書”也。○正義曰：以墳、典因外文而知其丘、索與墳、典文連，故連而說之，故總引傳文以充足己意，且為於下見與墳、典俱被黜削，故說而以為首引。言為論八卦事義之說者，其書謂之“八索”。其論九州之事所有志記者，其書謂之九丘，所以名“丘”者，以丘，聚也，言於九州當有土地所生之物，風氣所宜之事，莫不皆聚見於此書，故謂之“九丘”焉。然八卦言之“說”，九州言之“志”，不同者，以八卦交互相說其理，九州當州有所志識，以此而不同。此“索”謂求索，亦為搜索，以易八卦為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八卦相蕩。”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謂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此“索”於《左傳》亦或謂之“索”，說有不同，皆后人失其真理，妄穿鑿耳。其“九丘”取名於聚，義多如山丘，故為聚。《左傳》或謂之“九區”，得為說當九州之區域，義亦通也。又言“九州所有”，此一句與下為總，即“土地所生，風氣所宜”是所有也。言“土地所生”，即其動物、植物，大率土之所生不出此二者。又云“風氣所宜”者，亦與土地所生大同。何者？以九州各有土地，有生與不生，由風氣所宜與不宜。此亦《職方》、《禹貢》之類。別而言之，“土地所生”若《禹貢》之“厥貢”、“厥篚”也，“風氣所宜”若《職方》其畜宜若干、其民若干男、若干女是也。上“墳”、“典”及“索”不別訓之，以可知，故略之。“丘”訓既難，又須別言“九州所宜”已下，故先訓之，於下結義，故云“皆聚此書”也。
《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左史，史官左右。倚，於綺反，劉琴綺反。相，息亮反。倚相，楚靈王時史官也。
[疏]“春秋”至“遺書”也。正義曰：以上因有外文言墳、典、丘、索而謂之，故引成文以證結之。此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見倚相趨過，告右尹子革以此辭。知“倚相”是其名字，蓋為太史，而主記左動之事，謂之“左史”。不然，或楚俗與諸國不同，官多以左右為名，或別有此左史乎？彼子革答王云：“倚相，臣問《祈招》之詩而不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彼以為倚相不能讀之。此云“能”者，以此據《左傳》成文，因王言而引之。假不能讀，事亦無妨，況子革欲開諫王之路，倚相未必不能讀也。言此墳、典、丘，索即此書是謂上世帝王遺馀之書也。以楚王論時已在三王之末，故云“遺書”。其丘、索知是前事，亦不知在何代，故直總言“帝王”耳。
先君孔子，生於周末，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刪，色奸反。
[疏]“先君”至“九丘”。○正義曰：既結申帝王遺書，欲言孔子就而刊定。《孔子世家》云，安國是孔子十一世孫，而上尊先祖，故曰“先君”。《穀梁》以為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已丑孔子卒，計以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故為“周末”。上云“文籍”，下云“滅先代典籍”，此言“史籍”。“籍”者，古書之大名。由文而有籍。謂之“文籍”；因史所書謂之“史籍”；可以為常，故曰“典籍”，義亦相通也。但上因書契而言“文”，下傷秦滅道以稱“典”，於此言“史”者，不但義通上下，又以此“史籍”不必是先王正史，是后代好事者作，以此懼其不一，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先言“定《禮》、《樂》”者，欲明孔子欲反於圣道以歸於一，故先言其舊行可從者。修而不改曰“定”，就而減削曰“刪”，準依其事曰“約”，因而佐成曰“贊”，顯而明之曰“述”，各從義理而言。獨《禮》、《樂》不改者，以《禮》、《樂》圣人制作，已無貴位，故因而定之。又云“明舊章”者，即《禮》、《樂》、《詩》、易、《春秋》是也。以“易道”、“職方”與“黜八索”、“除九丘”相對，其約史記以刪《詩》、《書》為偶，其定《禮》、《樂》文孤，故以“明舊章”配之，作文之體也。易亦是圣人所作，不言“定”者，以易非如《禮》、《樂》，人之行事，不須云“定”。又因而為作《十翼》，故云“贊”耳。易文在下者，亦為“黜八索”與“除九丘”相近故也。為文之便，不為義例。孔子之修六藝，年月孔無明說。《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反魯為大夫，十二年《孟子》卒，孔子吊，則致仕時年七十以后。“脩”，述也。《詩》有序三百一十一篇，全者三百五篇，云“三百”者，亦舉全數計。《職方》在《周禮·夏官》，亦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即藏秘府，世人莫見。以孔君為武帝博士，於秘府而見為。知必“黜八索”、“除九丘”者，以三墳、五典本有八，今序只有二典而已，其三典、三墳今乃寂寞，明其除去，既墳、典書內之正尚有去者，況書外乎？故知丘、索亦黜除也。“黜”與“除”其義一也，黜退不用而除去之。必云“贊易道以黜”者，以不有所興，孰有所廢故也。《職方》即《周禮》也，上已云“定《禮》、《樂》”，即《職方》在其內。別云述之，以為“除九丘”，舉其類者以言之。則云“述”者，以定而不改即是遵述，更有書以述之。
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斷，丁亂反。訖，居乙反，又許乙反。芟，色咸反。翦，咨淺反。撮，七活反。機，本又作幾。典凡十五篇，正典二，攝十三，十一篇亡。謨，莫胡反。凡三篇，正二，攝一。訓凡十六篇，正二篇亡，攝十四，三篇亡。誥凡三十八篇，正八，攝三十，十八篇亡。誓，市制反。凡十篇，正八，攝二，十篇亡。命凡十八篇，正十二，三篇亡，攝六，四篇亡。
[疏]“討論”至“百篇”。○正義曰：言孔子既懼覽之者不一，不但刪《詩》、約史、定《禮》、贊易，有所黜除而已，又討整論理此三墳、五典并三代之書也。《論語》曰：“世叔討論之。”鄭以“討論”為整理，孔君既取彼文，義亦當然。以書是亂物，故就而整理之。若然，墳、典周公制禮，使小史掌之；而孔子除之者，蓋隨世不同亦可，孔子之時，墳、典已雜亂，故因去之。《左傳》曰“芟夷蘊崇之”，又曰“俘翦惟命”，《詩》曰“海外有截”，此孔君所取之文也。“芟夷”者，據全代、全篇似草隨次皆芟，使平夷。若自帝嚳己上三典、三墳是芟夷之文，自夏至周雖有所留，全篇去之而多者，即“芟夷”也。“翦截”者，就代就篇辭有浮者翦截而去之，去而少者為“翦截”也。“舉其宏綱”即上“芟夷煩亂”也，“撮其機要”即上“翦截浮辭”也。且“宏綱”云“舉”，是據篇、代大者言之；“機要”云“撮”，為就篇、代之內而撮出之耳。“宏”，大也；“綱”者，網之索，舉大綱則眾目隨之。“機”者，機關，撮取其機關之要者，“斷自唐虞以下”者，孔無明說。《書緯》以為帝嚳以上，樸略難傳，唐虞已來，煥炳可法。又禪讓之首，至周五代一意故耳，孔義或然。“典”即《堯典》、《舜典》，“謨”即《大禹謨》、《皋陶謨》，“訓”即《伊訓》、《高宗之訓》，“誥”即《湯誥》、《大誥》，“誓”即《甘誓》、《湯誓》，“命”即《畢命》、《顧命》之等是也。說者以《書》體例有十，此六者之外尚有征、貢、歌、范四者，并之則十矣。若《益稷》、《盤庚》，單言附於十事之例。今孔不言者，不但舉其機約，亦自征、貢、歌、范非君出言之名，六者可以兼之。此云“凡百篇”，據序而數故耳。或云百二篇者，誤有所由。以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偽造《尚書》百兩篇，而為緯者附之。因此鄭云：“異者其在大司徒、大仆正乎？此事為不經也。”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以為去三千一百二十篇，以上取黃帝玄孫，以為不可依用。今所考核《尚書》，首自舜之末年以禪於禹，上錄舜之得用之事，由堯以為《堯典》，下取舜禪之后，以為舜讓得人，故史體例別，而不必君言。若《禹貢》全非君言，而禹身事受禪之后無入《夏書》之言。是舜史自錄成一法，后代因之耳。
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范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并受其義。○恢，苦回反，大也。坦，土管反
[疏]“所以”至“其義”。○正義曰：此論孔子正理群經已畢，總而結之，故為此言。《家語》及《史記》皆云“孔子弟子三千人”，故云“三千之徒”也。
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始皇名政，二十六年初并六國，自號始皇帝。焚《書》、《詩》在始皇之三十四年，坑儒在三十五年。坑，苦庚反。難，乃旦反。解音蟹。
[疏]“及秦”至“屋壁”。○正義曰：言孔子既定此書后，雖曰明白，反遭秦始皇滅除之。依《秦本紀》云，秦王正二十六年平定天下，尊為皇帝，不復立謚，以為初并天下，故號始皇。為滅先代典籍，故云“坑儒焚書”。以即位三十四年，因置酒於咸陽宮，丞相李斯奏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親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制曰：“可。”是“焚書”也。三十五年，始皇以方士盧生求仙藥不得，以為誹謗，諸生連相告引，四百六十馀人皆坑之咸陽。是“坑儒”也。又衛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為篆隸，國人多誹謗。秦患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為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硎谷之中溫處，瓜實，乃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天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為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終命也。”“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鯉，字伯魚。魚生伋，字子思。思生白，字子上。上生求，字子家。家生箕，字子京。京生穿，字子高。高生慎，慎為魏相。慎生鮒，鮒為陳涉博士。鮒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長沙太守。襄生中。中生武。武生延陵及安國，為武帝博士，臨淮太守。《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是安國祖藏之。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馀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校，戶教反。《詩》箋云：“鄭國謂學為校。”闡，尺善反，大也，明也。濟，子禮反，郡名也。伏生，名勝。過，古臥反，后同。傳，直專反，下“傳之”同。“二十馀篇”即馬、鄭所注二十九篇也。
[疏]“漢室”至“得聞”。○正義曰：將言所藏之書得之所由，故本之也。言“龍興”者，以易龍能變化，故比之圣人。九五“飛龍在天”，猶圣人在天子之位，故謂之“龍興”也。言“學校”者，校，學之一名也。故《鄭詩序》云“子衿，刺學校廢”，《左傳》云“然明請毀鄉校”是也。《漢書》云：“惠帝除挾書之律，立學興教，招聘名士。文景以后儒者更眾，至武帝尤甚。”故云“旁求儒雅”。《詩·小雅》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彼注云：“猷，道也。”大道即先王六籍是也。伏生名勝，為秦二世博士，《儒林傳》云：“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已九十有馀，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晁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是“年過九十”也。案《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后兵火起，流。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閒。”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因其習誦，或亦目暗，至年九十晁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故也。又言“裁二十馀篇”者，意在傷亡，為少之文勢。何者？以數法隨所近而言之，若欲多之，當云得三十篇，今“裁二十馀篇”，言“裁”亦意以為少之辭。又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案《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泰誓》后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事同，不知為伏生先為此說？不知為是《泰誓》出后。后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后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於后亦據而言之。《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武帝記》載今文《泰誓》末篇，由此劉向之作《別錄》，班固為《儒林傳》，不分明，因同於《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末得之《泰誓》，理當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即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泰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為真，亦復何疑？但於先有張霸之徒偽造《泰誓》，以藏壁中，故后得而惑世也。亦可今之《泰誓》百篇之外，若《周書》之例，以於時實有觀兵之誓，但不錄入《尚書》。故古文《泰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勛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是也。又云：“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者，此文繼在“伏生”之下，則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伏生意也。若以伏生指解《尚書》之名，名已先有，有則當云名之《尚書》。既言“以其上古之書”，今先云“以其”，則伏生意之所加，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以“尚”解上，則“尚”訓為上。上者，下所慕尚，故義得為通也。孔君既陳伏生此義，於下更無是非，明即用伏生之說，故書此而論之。馬融雖不見孔君此說，理自然同，故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是也。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鄭氏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二家以“尚”與“書”相將，則上名不正出於伏生？鄭玄依《書緯》，以“尚”字是孔子所加，故《書贊》曰：“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書》。”《璿璣鈐》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又曰：“《書》務以天言之。”鄭玄溺於《書緯》之說，何有人言而須系之於天乎？且孔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何云孔子加也？王肅云“上所言，史所書”，則“尚”字與“書”俱有，無先后。既直云“尚“，何以明上之所言？書者，以筆畫記之辭，群書皆是，何知《書》要責史所為也？此其不若前儒之說密耳。云“上古”者亦無指定之目，自伏生言之，則於漢世，仰遵前代，自周已上皆是。馬融云：“有虞氏為《書》之初耳。”若易歷三世，則伏犧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禮運》鄭玄以先王食腥與易“上古結繩”同時，為上古，神農為中古，五帝為下古。其不相對，則無例耳。且太之與上為義不異，《禮》以唐虞為太古，以下有三代，冠而推之為然，是為不定則。但今世已上，仰之已古，便為上古耳。以《書》是本名，“尚”是伏生所加，故諸引《書》直云“《書》曰”，若有配代而言，則曰“《夏書》”無言“《尚書》”者。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共音恭，亦作龔，又作恭。共王，漢景帝之子，名馀。好，呼報反，下“好古”同。壞音怪，下同。《字林》作<褱攴>，云公壞反，毀也。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論如字，又音倫。科，苦禾反。科斗，蟲名，蝦蟆子。書形似之。
[疏]“至魯”至“壞宅”。○正義曰：欲云得百篇之由，故序其事。漢景帝之子名馀，封於魯，為王，死謚曰共。存日以居於魯，近孔子宅。好治宮室，故欲裒益，乃壞孔子舊宅，以增廣其居。於所壞壁內得安國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是科斗文字。王雖得此書，猶壞不止。又升孔子廟堂，聞金鍾石磬絲琴竹管之音，以懼其神異乃止，不復敢壞宅也。上言藏家書於屋壁，此亦屋壁內得書也，亦得及傳《論語》、《孝經》等。不從約云“得《尚書》”，而煩文言“虞夏商周之書”者，以壁內所得，上有題目“虞夏商周書”，其序直云“書序”，皆無“尚”字，故其目錄亦然，故不云“尚書”而言“虞夏商周之書”。安國亦以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惟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明矣。凡書，非經則謂之傳。言“及傳《論語》、《孝經》”，正謂《論語》、《孝經》是傳也。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后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云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為傳也。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書也。上已云“壞孔子舊宅”，又云“乃不壞宅”者，初王意欲壞之，已壞其屋壁，聞八音之聲，乃止，馀者不壞，明知已壞者亦不敢居，故云“乃不壞宅”耳。
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馀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隸音麗，謂用隸書寫古文。二十五篇謂《虞書·大禹謨》，《夏書·五子之歌》、《胤征》，《商書·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周書·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合舊音閤，又如字，下同。皋音高，本又作咎。陶音遙，本又作繇。盤，步干反，本又作般。復，扶又反，下同。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其一是百篇之序。謂《虞書·汩作》、《九共》九篇、《膏飫》，《夏書·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商書·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周書·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亡。上，時掌反。
[疏]“悉以”至“能者”。○正義曰：既云王不壞宅，以懼神靈，因還其書。已前所得，言“悉以書還孔氏”，則上“傳《論語》、《孝經》”等皆還之，故言“悉”也。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形多頭粗尾細，狀腹團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以古文經秦不用，故云廢已久矣，時人無能知識者。孔君以人無能知識之故，己欲傳之，故以所聞伏生之書，比校起發，考論古文之義。考文而云“義”者，以上下事義推考其文，故云“義”也。“定其可知”者，就古文內定可知識者為隸古定。不言就伏生之書而云以其所聞者，明用伏生書外亦考之。故云“可知者”，謂并伏生書外有可知，不徒伏生書內而已。言“隸古”者，正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為可慕，以隸為可識，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由此故謂孔君所傳為古文也。古文者，蒼頡舊體，周世所用之文字。案班固《漢志》及許氏《說文》，書本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二曰象形，日月；三曰形聲，江河；四曰會意，武信；五曰轉注，考老；六曰假借，令長。此造字之本也。自蒼頡以至今，字體雖變，此本皆同，古今不易也。自蒼頡以至周宣，皆蒼頡之體，未聞其異。宣王紀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篆籀，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衛恒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其文至於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代典籍，古文絕矣。”許慎《說文》言自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亡新居攝，以應制作，改定古文，使甄豐校定，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內書也；二曰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由此而論，即秦罷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以至亡新六書并八體，亦用書之六體以造其字。其亡新六書於秦八體，用其小篆、蟲書、摹印、隸書，去其大篆、刻符、殳書、署書，而加以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署書蓋同摹印，殳書同於繆篆，大篆正古文之別，以慕古故乃用古文與奇字而不用大篆也。是孔子壁內古文即蒼頡之體，故鄭玄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為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鄭玄知者，若於周時秦世所有，至漢猶當識之，不得云無能知者。又亡新古文亦云即孔氏壁內古文，是其證也。或以古文即大篆，非也。何者？八體六書自大篆，與古文不同；又秦有大篆，若大篆是古文，不得云“古文遂絕”，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六書古文與蟲書本別，則蟲書非科斗書也。鄭玄云周之象形文字者，總指六書象科斗之形，不謂六書之內“一曰象形”也。又云“更以竹簡寫之”，明留其壁內之本也。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曾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以壁內古文篇題殊別，故知“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伏生之本亦壁內古文而合之者，蓋以老而口授之時，因誦而連之，故殊耳。其《盤庚》本當同卷，故有并也。《康王之誥》以一時之事，連誦而同卷，當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為篇首，及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為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加序一篇為五十九篇，云“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此云“為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既畢”，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矣。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其馀錯亂摩滅”，五十八篇外四十二篇也，以不可復知，亦上送官。其可知者己用竹簡寫得其本，亦俱送入府，故在秘府得有古文也。以后生可畏，或賢圣間出，故須藏之以待能整理讀之者。
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扌采摭群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為，于偽反。覃，徒南反，深也。思，息嗣反。扌采，本又作采。摭，之石反，一音之若反。敷，芳夫反。暢，丑亮反。
[疏]“承詔”至“將來”。○正義曰：安國時為武帝博士，孔君考正古文之日，帝之所知，亦既定訖，當以聞於帝，帝令注解，故云“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以注者多言曰“傳”，“傳”者，傳通故也。以“傳”名出自丘明。賓牟賈對孔子曰“史失其傳”。又《喪服》儒者皆云子夏作傳，是“傳”名久矣。但大率秦漢之際，多名為“傳”；於后儒者以其傳多，或有改之別云“注解”者；仍有同者，以當時之意耳。說者為例院“前漢稱傳，於后皆稱注”，誤矣。何者？馬融、王肅亦稱注名為“傳”，傳何有例乎？以圣道弘深，當須詳悉，於是研核精審，覃靜思慮以求其理，冀免乖違，既顧察經文，又取證於外，故須廣博推考群經六籍，又捃拾采摭群書之言，以此文證造立訓解，為之作傳。明不率爾。雖復廣證，亦不煩多，為傳直約省文，令得申盡其義。明文要義通，不假煩多也。以此得申，故能遍布通暢《書》之旨意，是辭達而已，不求於煩。既義暢而文要，則觀者曉悟，故云庶幾有所補益於將來，讀之者得悟而有益也。敷，布也。厥，其也。庶，幸也。幾，冀也。《爾雅》有訓。既云“經籍”，又稱“群言”者，“經籍”，五經是也；“群言”，子史是也。以《書》與經籍理相因通，故云“博考”；子史時有所須，故云“采摭”耳。案孔君此傳辭旨不多，是“約文”也。要文無不解，是“申義”也。其義既申，故云敷暢其義之旨趣耳。考其此注，不但言少，《書》之為言多須詁訓，而孔君為例，一訓之后，重訓者少，此亦約文也。
《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后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為，于偽反，又如字。見，賢遍反。冠，工亂反。巫蠱，漢武帝末征和中，江充造蠱敗戾太子，故經籍道息焉。巫音無。蠱音古。貽，以之反。
[疏]“書序”至“隱也”。○正義曰：孔君既言己立傳之意，又當斟酌所宜。而《書序》雖名為序，不是總陳書意泛論，乃篇篇各序作意，但作序者不敢廁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而注述者不可代作者之謙，須從利益而欲分之，從便云序，序所以當篇為作此書之意，則是當篇作意觀序而昭然，意義顯見。既義見由序，此序宜各與其本篇相從附近，不宜聚於一處。故每篇引而分之，各冠加於篇首，令意昭見。序既分散，損其一篇，故定五十八篇。然此本承詔而作，作畢當以上奏聞知，但會值國家有巫蠱之事，好愛經籍之道滅息，假奏亦不能行用，為此之故，不復以此傳奏聞。亦以既傳成不得聞上，惟自傳於己之子孫，以遺與后世之人使行之。亦不敢望后世必行，故云若后世有好愛古道、廣博學問、志懷雅正如此之君子，冀能與我同於慕古之志，以行我道。我道得此人流行，亦所以傳不隱蔽。是弘道由人也。言“巫蠱”者，《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鄭玄注云：“左道謂巫蠱之屬。”以非正道，故謂之左道。以蠱皆巫之所行，故云巫蠱。蠱者總名。《左傳》云：“惑蠱其君。”則蠱者怪惑之名。指體則藥毒害人者是，若行符厭俗之為魅，令人蠱惑夭年傷性皆是也。依《漢書》，此時武帝末年，上已年老，淫惑鬼神，崇信巫術。由此奸人江充因而行詐，先於太子宮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宮有蠱氣。”上信之，使江充治之，於太子宮果得桐人。太子知己不為此，以江充故為陷己，因而殺之。而帝不知太子實心，謂江充言為實，即詔丞相劉屈氂發三輔兵討之。太子看長安因與斗，不勝而出走，奔湖關自殺。此即巫蠱事也。言“不隱”者，不謂恐隱藏己道，以己道人所不知，懼其幽隱，人能行之使顯，為不隱蔽耳。易曰：“謙謙君子。”仁者好謙，而孔君自作揄揚。云君子知己者亦意在教世，欲令人睹此言，知己傳是深遠，因而有所曉寤，令之有益，故不可以茍謙也。亦猶孔子曰：“何有於我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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