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為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蕩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剌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為用，其利大矣。
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辟，《詩》跡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於后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閒，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燎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為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閒，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后。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閒，茲風不墜。
其近代為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丑、劉焯、劉炫等。然焯、炫并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為殊絕。今奉敕刪定，故據以為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辨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敕與前脩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云騎尉臣趙乾葉、登仕郎守四門助教云騎尉臣賈普曜等，對敕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為四十卷，庶以對揚圣范，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詩譜序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
[疏]正義曰：上皇謂伏犧，三皇之最先者，故謂之上皇。鄭知于時信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淳樸，田漁而食，與物未殊。居上者設言而莫違，在下者群居而不亂，未有禮義之教，刑罰之威，為善則莫知其善，為惡則莫知其惡，其心既無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爾時未有詩詠。
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
[疏]正義曰：鄭注《中候·敕省圖》，以伏犧、女媧、神農三代為三皇，以軒轅、少昊、高陽、高辛、陶唐、有虞六代為五帝。德合北辰者皆稱皇，感五帝座星者皆稱帝，故三皇三而五帝六也。大庭，神農之別號。大庭、軒轅疑其有詩者，大庭以還，漸有樂器，樂器之音，逐人為辭，則是為詩之漸，故疑有之也。《禮記·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注云：“伊耆氏，古天子號。”《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蕢桴而土鼓。”注云：“中古未有釜甑。”而中古謂神農時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為蠟。”蠟者，為田報祭。案《易·系辭》稱農始作耒耜以教天下，則田起神農矣。二者相推，則伊耆、神農并與大庭為一。大庭有鼓籥之器，黃帝有《云門》之樂，至周尚有《云門》，明其音聲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弦，弦之所歌，即是詩也。但事不經見，故總為疑辭。案《古史考》云“伏犧作瑟”，《明堂位》云“女媧之笙簧”，則伏犧、女媧已有樂矣。鄭既信伏犧無詩，又不疑女媧有詩，而以大庭為首者，原夫樂之所起，發於人之性情，性情之生，斯乃自然而有，故嬰兒孩子則懷嬉戲抃躍之心，玄鶴蒼鸞亦合歌舞節奏之應，豈由有詩而乃成樂，樂作而必由詩？然則上古之時，徒有謳歌吟呼，縱令土鼓、葦籥，必無文字雅頌之聲。故伏犧作瑟，女媧笙簧，及蕢桴、土鼓，必不因詩詠。如此則時雖有樂，容或無詩。鄭疑大庭有詩者，正據后世漸文，故疑有爾，未必以土鼓、葦籥遂為有詩。若然，《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乃永歌嗟嘆。聲成文謂之音”，是由詩乃為樂者。此據后代之詩因詩為樂，其上古之樂必不如此。鄭說既疑大庭有詩，則書契之前已有詩矣。而《六藝論·論詩》云：“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自書契之興，樸略尚質，面稱不為諂，目諫不為謗，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奸偽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彼書契之興既未有詩，制禮之后始有詩者，《藝論》所云今詩所用誦美譏過，故以制禮為限。此言有詩之漸，述情歌詠，未有箴諫，故疑大庭以還。由主意有異，故所稱不同。禮之初與天地并矣，而《藝論·論禮》云“禮其初起，蓋與詩同時”，亦謂今時所用之禮，不言禮起之初也。
《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
[疏]正義曰：《虞書》者，《舜典》也。鄭不見《古文尚書》，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故鄭注在《堯典》之末。彼注云：“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長言而為之。聲中律乃為和。”彼《舜典》命樂，已道歌詩，經典言詩，無先此者，故言《詩》之道也。“放於此乎”，猶言適於此也。“放於此乎”，隱二年《公羊傳》文。言放於此者，謂今誦美譏過之詩，其道始於此，非初作謳歌始於此也。《益稷》稱舜云：“工以納言，時而飏之，格則乘之庸之，否則威之。”彼說舜誡群臣，使之用詩。是用詩規諫，舜時已然。大舜之圣，任賢使能，目諫面稱，似無所忌。而云“情志不通，始作詩”者，《六藝論》云情志不通者，據今詩而論，故云“以誦其美而譏其過”。其唐虞之詩，非由情志不通，直對面歌詩以相誡勖，且為濫觴之漸，與今詩不一，故《皋陶謨》說皋陶與舜相答為歌，即是詩也。《虞書》所言，雖是舜之命夔，而舜承於堯，明堯已用詩矣，故《六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為六詩，亦指《堯典》之文。謂之造初，謂造今詩之初，非謳歌之初。謳歌之初，則疑其起自大庭時矣。然謳歌自當久遠，其名曰詩，未知何代。雖於舜世始見詩名，其名必不初起舜時也。名為詩者，《內則》說負子之禮云“詩負之”，注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為詩，未發為謀，恬澹為心，思慮為志。詩之為言，志也。”《詩緯·含神務》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惡，述己志而作詩，為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隊，故一名而三訓也。
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
[疏]正義曰：夏承虞后，必有詩矣。但篇章絕滅，無有孑然而得遺馀。此夏之篇章不知何時滅也。有《商頌》而無夏頌，蓋周室之初世記錄不得。
邇及商王，不風不雅。
[疏]正義曰：湯以諸侯行化，卒為天子。《商頌》成湯“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明其政教漸興，亦有風、雅。商、周相接，年月未多，今無商風、雅，唯有其頌，是周世棄而不錄，故云“近及商王，不風不雅”，言有而不取之。
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剌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
[疏]正義曰：此論周室不存商之風、雅之意。風、雅之詩，止有論功頌德、剌過譏失之二事耳。黨謂族親。此二事各於己之族親，周人自錄周之風、雅，則法足彰顯，戒足著明，不假復錄先代之風、雅也。頌則前代至美之詩，敬先代，故錄之。○
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饑，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
[疏]正義曰：自此下至“詩之正經”，說周有正詩之由。言后稷種百穀之時，眾人皆厄於饑，此時乃得粒食。后稷有此大功，稱聞不朽，是后稷自彼堯時流傳於此后世之名也。《堯典》說舜命后稷云：“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皋陶謨》稱禹曰：予“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是其文也。
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共財。
[疏]正義曰：公劉者，后稷之曾孫，當夏時為諸侯。以后稷當唐之時，故繼唐言之也。中葉，謂中世。后稷至於大王，公劉居其中。《商頌》云“昔在中葉”，亦謂自契至湯之中也。《祭法》云“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明民，謂使衣服有章。共財，謂使之同有財用。公劉在豳教民，使上下有章，財用不乏，故引黃帝之事以言之。
至於大王、王季，克堪顧天。
[疏]正義曰：此《尚書·多方》，說天以紂惡，更求人主之意，云：“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克堪用德，惟典神天。”注云：顧由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為天以視念者。眾國無堪為之，惟我周能堪之。彼言文王、武王能顧天耳。大王、王季為天所祐，已有王跡，是能顧天也。
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
[疏]正義曰：《泰誓》說武王伐紂，眾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言民得圣人為父母，必將有明政，有安居。文、武道同，故并言之。
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
[疏]正義曰：此總言文、武之詩皆述文、武之政，未必皆文、武時作也，故《文王》、《大明》之等，檢其文，皆成王時作。
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
[疏]正義曰：時當成王，功由周公，故《譜》說成王之詩皆并舉周公為文。制禮作樂，大平無為，故與大平連言。頌聲之興，不皆在制禮之后也。故《春官·樂師職》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玄謂徹者，歌《雍》也。是頌詩之作，有在制禮前者也。
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
[疏]正義曰：此解周詩并錄風、雅之意。以《周南》、《召南》之風，是王化之基本，《鹿鳴》、《文王》之雅，初興之政教。今有頌之成功，由彼風、雅而就，據成功之頌，本而原之，其頌乃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以道衰乃作者，名之為“變”，此詩謂之為“正”。此等正詩，昔武王采得之后，乃成王即政之初，於時國史自定其篇，屬之大師，以為常樂，非孔子有去取也。《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用樂與《鄉飲酒》文同，唯《采蘋》越《草蟲》之篇，其馀在於今《詩》，悉皆次比。又《左傳》及《國語》稱魯叔孫穆子聘於晉，晉人為之歌《文王》、《大明》、《綿》，又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亦各取三篇，風、雅異奏，明其先自次比，非孔子定之，故《譜》於此不言孔子。其變風、變雅皆孔子所定，故下文特言孔子錄之。《春官·大師職》鄭司農注云：“古而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曰‘為之歌《邶》、《鄘》、《衛》’，曰：‘是其《衛風》乎’。又為之歌小雅、大雅，又為之歌頌。《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者，孔子正之耳。”是司農之意亦與鄭同，以為風、雅先定，非孔子為之。襄二十九年《左傳》，服虔注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一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為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此說非也。六詩之目，見於《周禮》，豈由孔子始定其名乎？《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后，簡札始倒，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為常樂耳。
后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后，邶不尊賢。
[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刺怨相尋”，解變風、變雅之作時節。變風之作，齊、衛為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莊四年《公羊傳》曰：“齊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徐廣以為周夷王亨之。鄭知懿王者，以《齊世家》云“周亨哀公，而立其弟靖，為胡公。”當夷王之時，哀公母弟山殺胡公而自立”。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亨人，是衰闇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不言孝王有大罪惡。《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是周衰自懿王始，明懿王受譖矣。《本紀》言詩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時《雞鳴》之詩作乎？是以知亨之者懿王也。《衛世家》云：“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為衛侯。”是衛頃公當夷王時。《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是夷王身失禮也。《柏舟》言“仁而不遇”，是邶不尊賢也。
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眾國紛然，刺怨相尋。正義曰：大率變風之作，多在夷、厲之后，故云“眾國紛然，刺怨相尋”。《擊鼓序》云“怨州吁”，怨亦剌之類，故連言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
[疏]正義曰：此言周室極衰之后不復有詩之意。“五霸”之字，或作“五伯”。成二年《左傳》云：“五伯之霸也。”《中候》“霸免”，注云：“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也。”然則言伯者，長也，謂與諸侯為長也。五伯者，三代之末，王政衰微，諸侯之強者以把天子之事，與諸侯為長，三代共有五人。服虔云：“五伯，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也。”知者，《鄭語》云：“祝融之后，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豕韋為商伯矣。”《論語》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昭九年傳云：“文之伯也。”是五者為霸之文也。此言五霸之末，正謂周代之霸齊桓、晉文之后，明其不在夏、殷之霸也。齊、晉最居其末，故言五霸之末耳。僖元年《公羊傳》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是齊桓、晉文能賞善罰惡也。其后無復霸君，不能賞罰，是天下之綱紀絕矣。縱使作詩，終是無益，故賢者不復作詩，由其王澤竭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是方伯謂州牧也。周之州長自名為牧，以其長於一方，故《公羊》稱為方伯。言無天子，無方伯，謂無賢明耳。
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
[疏]正義曰：懿王時詩，《齊風》是也。夷王時詩，《邶風》是也。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為其臣夏徵舒所弒。變風齊、邶為先，陳最在后，變雅則處其閒，故鄭舉其終始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馀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是《詩》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記》之言，則孔子之前，詩篇多矣。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司馬遷言古詩三千馀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皆子夏為之作序，明是孔子舊定，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者，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也。《樂緯·動聲儀》《詩緯·含神務》《尚書·璿璣鈐》皆云“三百五篇”者，漢世毛學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讖緯皆漢世所作，故言三百五耳。此言“訖於陳靈”，則在魯僖之后。《藝論》云：“孔子錄周衰之歌，及眾國賢圣之遺風，自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四百年間，凡取三百五篇，合為國風、雅、頌。”唯言“至於魯僖”者，據《詩》之首君為文也。陳靈公非陳詩之首，曹昭公以僖七年卒，即位在僖之前，故舉魯僖以為言也。《藝論》云“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則《商頌》不在數矣。而以周詩是孔子所錄，《商頌》則篇數先定，論錄則獨舉周代，數篇則兼取商詩，而云“合為國風、雅、頌”者，以商詩亦周歌所用，故得稱之。孔子刊定，則應先后依次，而《鄭風·清人》是文公詩，處昭公之上；《衛風·伯兮》是宣公之詩，在惠公之下者，鄭答張逸云：“詩本無文字，后人不能盡得其次第，錄者直錄，存義而已。”然則孔子之后，始顛倒雜亂耳。
以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兇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鑒，於是止矣。
[疏]正義曰：此言孔子錄《詩》，唯取三百之意。“弘福如彼”，謂如文、武、成王，世脩其德，致太平也。“大禍如此”，謂如厲、幽、陳靈，惡加於民，被放弒也。“違而不用”，謂不用《詩》義，則“勤民恤功，昭事上帝”是用《詩》義也。互言之也。用《詩》則吉，不用則兇。“吉兇之所由”，謂由《詩》也。《詩》之規諫，皆防萌杜漸，用《詩》則樂，不用則憂，是為“憂娛之萌漸”也。此二事皆明明在此，故唯錄三百一十一篇，庶今之明君良臣，欲崇德致治，克稽古於先代，視成敗於行事。又疾時博士之說《詩》，既不精其研核，又不睹其終始，講於鄉黨無昭晳，陳於朝廷不煥炳，故將述其國土之分，列其人之先后。
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
[疏]正義曰：“自此已下，論作《譜》之意。《本紀》夷王已上多不記在位之年，是“歲數不明”。《周本紀》云：“厲王三十四年，王益嚴。又三年，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二諸侯年表》起自共和元年，是歲魯真公之十四年，齊武公之十年，晉靖侯之十八年，秦仲之四年，宋釐公之十八年，衛僖侯之十四年，陳幽公之十四年，蔡武公之二十四年，曹夷伯之二十四年，鄭則于時未封，是“太史《年表》自共和始”也。又案《本紀》“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宣王即位，四十六年崩。子幽王立，十一年為犬戎所殺。子平王立，四十九年，當魯隱公元年。”計共和元年距春秋之初一百一十九年，春秋之時，年歲分明，故云“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鄭於三《禮》、《論語》為之作序，此《譜》亦是序類，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諸侯世及《詩》之次，故名“譜”也。《易》有《序卦》，《書》有孔子作《序》，故鄭避之，謂之為“贊”。贊，明也，明己為注之意。此《詩》不謂之“贊”，而謂之“譜”，譜者，普也，注序世數，事得周普，故《史記》謂之“譜牒”是也。
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疏]正義曰：此又總言為《譜》之理也。著魏有儉嗇之俗，唐有殺禮之風，齊有太公之化，衛有康叔之烈。述其土地之宜，顯其始封之主，省其上下，知其眾源所出，識其清濁也。屬其美剌之詩，各當其君君之化，傍觀其詩，知其風化得失，識其芳臭，皆以喻善惡耳。哀十四年《公羊傳》說孔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后圣，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鄭取彼意也。
周南召南譜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正義曰：《禹貢·雍州》云“荊岐既旅”，是岐屬雍州也。《綿》之篇說大王遷於周原，《閟宮》言大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也。《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也。大王始居其地，至文王乃徙於豐。《周書》稱王季宅程，《皇矣》說文王既伐密須，“度其鮮原，居岐之陽”，不出百里。則王季居程亦在岐南，程是周地之小別也。○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正義曰：《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郡有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周文王所居也。皇甫謐云：“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舊趾是也。本或作杜陽。”案《志》扶風自別有杜陽縣，而岐山在美陽，不在杜陽。鄭於《禹貢》注云“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則作“杜”者誤也。《皇矣》稱“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是其處險阻也。《綿》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是地肥美也。
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正義曰：以帝乙，紂之父，準其年世，與王季同時。《旱麓》說大王、王季之事，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言王季受玉瓚之賜也。《尚書》謂文王為西伯，當是繼父之業，故知王季亦為西伯。殷之州長曰伯，謂為雍州伯也。《周禮》“八命作牧”，殷之州伯蓋亦八命也。如《旱麓》傳云：“九命然后錫以秬鬯圭瓚。”《孔叢》云：“羊容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之后，大王、王季皆為諸侯，奚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為伯，猶周、召分陜。’”皇甫謐亦云：“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賜九命為西長，始受圭瓚秬鬯。”皆以為王季受九命作東西大伯。鄭不見《孔叢》之書，《旱麓》之箋不言九命，則以王季為州伯也。文王亦為州伯，故《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為雍州之伯，南兼梁、荊，“在西，故曰西伯”。文王之德優於王季，文王尚為州伯，明王季亦為州伯也。《楚辭·天問》曰：“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注云：“伯謂文王也。鞭以喻政。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政為雍州牧。”《天問》，屈原所作，去圣未遠，謂文王為牧，明非大伯也。所以不從毛說。言“至紂，又命文王”者，既已繼父為州伯，又命之使兼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也。知者，以《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汝墳序》云“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此詩猶美江、漢、汝墳，明是江、漢之濱先被文王之教。若非受紂之命，其化無由及之，明紂命之矣。江、漢之域即梁、荊二州，故《尚書》注云“南兼梁、荊”。其后化廣民附，三分有二，不必皆紂命也。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荊、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正義曰：既引《論語》三分有二，故據《禹貢》州名指而言之。雍、梁、荊、豫、徐、揚歸文王，其馀冀、青、兗屬紂，九州而有其六，是為三分有其二也。《禹貢》九州，夏時之制，於周則《夏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域，有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校之於《禹貢》，無徐、梁，有幽、并，故《地理志》云“周監二代而損益之，改《禹貢》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為幽、并”，是其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有冀、豫、雍、荊、揚、兗、徐、幽、營。孫炎曰：“此蓋殷制。《禹貢》有梁、青無幽、營，《周禮》有幽、并無徐、營。”然則此說不同，不言殷、周九州，而遠指禹世者，孫炎以《爾雅》之文與《禹貢》不同，於《周禮》又異，故疑為殷制耳，亦無明文言殷改夏也。《地理志》云“殷因於夏，無所變改”，班固不以《爾雅》為世法。又《周禮》冀、幽、并，於《禹貢》唯一州耳，相率三分無一，故從岐而橫分之。據《禹貢》正經之文，取六州以為三分之二，準《禹貢》之境，論施化之處，不言當時有此州名也。《序》言化自北而南，則於岐東西之南得有三分二者，岐於土中近北故也。
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正義曰：“文王受命，作邑於豐”，《文王有聲》之文也。《地理志》云：“京兆鄠縣，豐水出其東南。”皇甫謐云：“豐在京兆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案《皇矣》篇云文王既伐密須，徙於鮮原，從鮮原徙豐。而謐云自程，非也。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馀里，文王既遷於豐，而岐邦地空，故分賜二公以為采邑也。言分采地，當是中半，不知孰為東西。或以為東謂之周，西謂之召，事無所出，未可明也。知在居豐之后賜二公地者，以《泰誓》之篇，伐紂時事，已言周公曰。《樂記》說《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分陜，周公左而召公右”，明知周、召二公并在文王時已受采矣。文王若未居豐，則岐邦自為都邑，不得分以賜人，明知分賜二公在作豐之后。且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系二公，若文王不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系之？故知此時賜之采邑也。既以此詩系二公，明感二公之化，故知使“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也。言“先公”者，大王、王季賢人，文王承其業，文王自有圣化，不必要用先公，但子當述父之事，取其宜者行之，以先公為辭耳。猶自兼行圣化，故有圣人之風。此獨言“施先公之教”，明化己之可知，以《召南》有先公之教，故特言之耳。文王使二公施化早矣，非受采之后。於此言之者，明詩系二公之意也。言“己所職”者，指謂六州之人服從於己者。○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時邁》之詩云：“昔武王克商，而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時邁序》云“巡守”，則武王巡守矣。《王制》說巡守之禮，曰“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故知武王巡守得二《南》之詩也。《譜》云“天子納變雅，諸侯納變風，其禮同”，則文王亦采詩。而必知武王始得之者，諸侯之納變風，直欲觀民之情，以知已政得失耳，非能別賢圣之異風，立一代之大典也。文王猶為諸侯，王業未定，必不得分定二《南》，故據武王言之耳。武王遍陳諸國之詩，非特六州而已。而此二《南》之風，獨有二公之化，故知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風化尤最純絜，故獨取其詩，付屬之於大師之官，使分而國之，為二國之風。以大師掌六詩之歌，達聲樂之本，故知屬之使分系也。○其得圣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正義曰：文王將建王業，以諸侯而行王道，大王、王季是其祖、父，皆有仁賢之行，己之圣化未可盡行，乃取先公之教宜於今者與己圣化，使二公雜而施之。又六州之民，志性不等，或得圣人之化，或得賢人之化，由受教有精粗，故歌詠有等級。大師曉達聲樂，妙識本源，分別所感，以為二國其得圣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解大師分作二《南》之意也。知有此理者，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系之召公”。以圣人宜為天子，賢人宜作諸侯，言王者之風是得圣人之化也，言諸侯之風是得賢人之化也。以周公圣人，故以圣人之風系之，以召公賢人，故以賢人之風系之。以六州本得二公之教，因有天子之風義，一圣一賢，事尤相類，故系之二公。既分系二公，以優劣為次，先圣后賢，故先周后召也。不直稱“周”、“召”，而連言“南”者，欲見行化之地。且作詩之處，若不言“南”，無以見斯義也。且直言“周”、“召”，嫌主美二公，此實文王之詩而系之二公，故周、召二國并皆云“南”，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此詩既繼二公，即二公為其詩主，若有美二公，則各從其國，《甘棠》之在《召南》，是其事也。《周南》無美周公，或時不作，或錄不得也。乃棄其馀，謂此為風之正經。○正義曰：武王遍陳諸國之詩，今唯二《南》在矣，明是棄其馀也。
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后，大任思媚周姜，大似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正義曰：此事皆在大雅也。鄭言此者，以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召南》夫人雖斥文王夫人，而先王夫人亦有是德，故引詩文以歷言。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義曰：此《思齊》文也。言文王先化於妻，卒治家國。此明二國之詩先以后妃夫人為首之意。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嘉瑞。○正義曰：此論二國之詩次比之意。“是故”者，緣上事生下勢之稱。此后妃夫人皆大姒也，一人而二名，各隨其事立稱。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之妃曰夫人。以《周南》王者之化，故稱后妃；《召南》諸侯之化，故云夫人。直以化感為名，非為先后之別。有陳圣化，雖受命前事，猶稱后妃。有說賢化，雖受命后事，尚稱夫人。二國別稱，而文王不異文者，《召南》夫人為首，后妃變稱夫人，足知賢圣異化，於文王不假復異其辭，故《鵲巢》之序言國君以著義於后，皆以常稱言之。圣王之馭世，符瑞必臻，故次《麟趾》、《騶虞》於末，欲見致嘉瑞也。時實不致，設以為法，故言耳。以詩人之作，各言其志，《麟趾》、《關雎》、《騶虞》之與《鵲巢》，未必一人作也。《麟趾》言公子之信厚，《騶虞》嘆國君之仁心，自取獸名，別為興喻，非嘆瑞應，與前篇共相終始。但君子之道，作事可法，垂憲后昆，大師比之於末，序者申明其意，因言《關雎》之應，《鵲巢》之應耳。其實作者本意不在於應，而使詩有龍鳳之文，亦將以之為應，非獨麒麟、白虎也。鄭答張逸云：“文王承先公之業，積脩其德，以致風化。述其美以為之法。能行其本，則致末應，既致其應，設以為法，是其不實致也。”此《譜》於此篇之大略耳。而二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南·關雎》至《螽斯》皆后妃身事，《桃夭》、《兔罝》、《芣苡》后妃化之所及，《漢廣》、《汝墳》變言文王之化，見其化之又遠也。《召南·鵲巢》、《采蘩》夫人身事，《草蟲》、《采蘋》朝廷之妻，《甘棠》、《行露》朝廷之臣，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為陰類，故先於召伯，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以下，言召南之國，江、沱之閒，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為差。《周南》上八篇言后妃，《漢廣》、《汝墳》言文王。《召南》上二篇言夫人，《羔羊》、《摽有梅》、《江有氾》、《騶虞》四篇言文王。所以論后妃夫人詳於《周南》而略於《召南》者，以《召南》夫人則《周南》后妃，既於后妃事詳，所以《召南》於夫人遂略。其文王之德化多少不同者，自由作者有別，又采得多少不同。《周南·桃夭》言“后妃之所致”，《召南·羔羊》云“《鵲巢》之功所致”者，《周南·桃夭》以上皆后妃身事，文與后妃接連，故言后妃所致；《召南·羔羊》以前，非獨夫人身事，文與夫人不相連接，故變言《鵲巢》之功所致也。又《桃夭》致后三篇有后妃之化，《羔羊》致后無夫人之化者，亦是《周南》后妃既詳，於《召南》夫人遂略。致者，行化於己，自已致人。《草蟲》以下，非復夫人身事，亦是夫人之致也。《羔羊》，《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為《鵲巢》之功所致，則《漢廣》文王之道被于南國，亦是《關雎》之功所致。序者以此二風皆是文王之化，太姒所贊。《周南》以《桃夭》至《芣苡》三篇為后妃所致，《漢廣》以下，其事差遠，為文王之致。《召南》以《草蟲》至《行露》四篇為夫人所致，《羔羊》以下差遠，為文王之致。各舉其事，互相發明。此二《南》之詩，文王時作。文王即位，至受命之時，已四十馀年，諸侯從之蓋亦早矣。鄭答張逸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是受命之前巳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巳作也。何則？化被於下則民述其志，何須待布王號然后作歌。武王采得之時，二公已有爵土，命其行化，遂分系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二十五篇，唯《甘棠》與《何彼襛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武王伐紂，乃封太公為齊侯，令周、召為二伯。而《何彼襛矣》經云“齊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齊，《甘棠》經云“召伯”，召公為伯之后，故知二篇皆武王時作。非徒作在武王之時，其所美之事亦武王時也。《行露》雖述召伯事，與《甘棠》異時。趙商謂其同時，疑而發問，故《志》“趙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箋以為當文王與紂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為伯？’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至《行露》篇，箋義云‘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若當武王時，被《召南》之化久矣，衰亂之俗已銷，安得云微？云此文王時也。序義云‘召伯聽訟’者，從后錄其意，是以云然”。而鄭此答，明《甘棠》箋之所云美其為伯之功，謂武王時也。此二篇武王時事，得入《召南》風者，以詩系於召，召為詩主，以其主美召伯，因即錄於《召南》。王姬以天子之女，降尊適卑，不失婦道，《召南》多陳人倫，事與相類。又王姬賢女，《召南》賢化，又作在武王之世，不可入文王圣化之風，故錄之於《召南》也。
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正義曰：云言“或”者，道異說也。鄭之前世有為此說者，故因解之。二《南》之風言后妃樂得淑女，無嫉妒之心，夫人德如鳴鳩，可以承奉祭祀，能使夫婦有義，妻妾有序。女史歌之，風切后夫人，以節此義序，故用之耳。《王風》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謂路寢之房。以人君有房中之樂，則后夫人亦有房中之樂。以后夫人房中之樂歌《周南》、《召南》，則人君房中之樂亦歌《周南》、《召南》，故《譜》下文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用此“或”說為義也。后夫人用之亦當然也。王肅云：“自《關雎》至《芣苡》，后妃房中之樂。”肅以此八篇皆述后妃身事，故為后妃之樂。然則夫人房中之樂，當用《鵲巢》、《采蘩》。鄭無所說，義亦或然。
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為節。○正義曰：在《召南》之篇，亦是用之於樂，故言之。《禮記·射義》有此。又彼注亦以為《騶虞》取其“一發五豝”，喻得賢者多；《貍首》取“小大莫處，御于君所”；《采蘋》取其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采蘩》取“夙夜在公”，各取其篇之義以為戒也。“為節”者，謂射之進退當樂節相應。彼每篇一言為節，此引之省文也。今無《貍首》，周衰，諸侯并僣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為禮樂之記者，從后存之，遂不得其次序。○正義曰：言此者，以射用四篇，而三篇皆在《召南》，則《貍首》亦當在。今無其篇，故辨之，云諸侯所以去之。《大射》注云：“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后世失之。”然則於時諸侯不肯朝事天子，惡其被射之言，故棄之。為禮樂之記者，正謂記作《射義》者，以《貍首》樂歌之曲，故并樂言之。《射義》注云：“《貍首》，逸詩，下云‘曾孫侯氏’是也。”其下文云：“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人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謂此是《貍首》經文也。彼雖引詩，無“貍首”之字，鄭知是《貍首》者，以彼之說諸侯射法而引此詩，其下又云：“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言諸侯用為射節，知是《貍首》之辭。無“貍首”字者，略引其文，不盡其辭故也。
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正義曰：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史記》皆有《世家》言之。《周語》引《常棣》為周文公之詩，是周公謚曰文也。《公劉序》云“召康公戒成王”，是召公謚曰康也。《閟宮》云“建爾元子，乃命魯公”，是元子世之也。《燕世家》云“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公，當厲王之時”，則是失其世次，不得召公元子名謚，傳國於后，是元子可知。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正義曰：僖九年“公會宰周公于葵丘”，文五年“召伯來會葬”，是春秋時周公、召公也。經傳皆言周公，謂為三公，不知何爵也。召稱伯，則伯爵，以《左傳》多云召公，故言公。其旦與奭次子名謚，《書傳》無文。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今為召州”是也。左方無君世者，此因詩系二公，故終言之，其君世，《世家》亡滅，且非此所須故也。
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為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后，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為黜陟。時徐及吳、楚僣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正義曰：以列國政衰，變風皆作，南國諸侯，其數多矣，不得全不作詩。今無其事，故問而釋之。巡守陳詩者，觀其國之風俗，故采取詩以為黜陟之漸。亦既僣號稱王，不承天子威令，則不可黜陟，故不錄其詩。吳、楚僣號稱王，《春秋》多有其事。知徐亦僣者，《檀弓》云：“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吊，其辭云，昔我先君駒王”，是其僣稱王也。其馀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正義曰：《春秋》文四年，楚人滅江。僖十二年滅黃。文五年，楚滅六并蓼。終為楚人所滅，是被其驅逼陷惡俗也。既驅陷彼俗，亦不可黜陟，又且小國，政教狹陋，故夷其詩，輕蔑之，而不得列於國風也。邾、滕、紀、莒，春秋時小國，亦不錄之，非獨南方之小國也。其魏與檜、曹，當時猶大於邾、莒，故得錄之。春秋時，燕、蔡之屬，國大而無詩者，薛綜答韋昭云：“或時不作詩，或有而不足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