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者，代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岐山之陽，於漢屬扶風美陽縣；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陽而先被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也”。《漢廣序》又云“文王之道，被於南國”是也。○《關雎》，七胥反，依字“且”邊“隹”，且音子馀反，旁或作“鳥”。“故訓”，舊本多作“故”，今或作“詁”，音古，又音故。傳，音直戀反。案：詁、故皆是古義，所以兩行。然前儒多作“詁解”，而章句有“故言”，郭景純注《爾雅》則作“釋詁”，樊、孫等《爾雅》本皆為“釋故”。今宜隨本，不煩改字。
[疏]正義曰：《關雎》者，詩篇之名，既以《關雎》為首，遂以《關雎》為一卷之目。《金縢》云：“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鸮》。”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既言為詩，乃云名之，則先作詩，后為名也。名篇之例，義無定準，多不過五，少才取一。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偏舉則或上或下，全取則或盡或馀。亦有舍其篇首，撮章中之一言；或復都遺見文，假外理以定稱。《黃鳥》顯綿蠻之貌，《草蟲》棄喓々之聲，“瓜瓞”取綿綿之形，《瓠葉》舍番番之狀，“夭夭”與桃名而俱舉，“蚩蚩”從氓狀而見遺，《召旻》、《韓奕》則采合上下，《騶虞》、《權輿》則并舉篇末。其中蹖駮不可勝論。豈古人之無常，何立名之異與？以作非一人，故名無定目。“詁訓傳”者，注解之別名。毛以《爾雅》之作多為釋《詩》，而篇有《釋詁》、《釋訓》，故依《爾雅》訓而為《詩》立傳。傳者，傳通其義也。《爾雅》所釋十有九篇，獨云詁、訓者，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釋言》則《釋詁》之別，故《爾雅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然則“詁訓”者，通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則解釋之義盡歸於此。《釋親》已下，皆指體而釋其別，亦是詁訓之義，故唯言詁訓，足總眾篇之目。今定本作“故”，以《詩》云“古訓是式”，《毛傳》云“古，故也”，則“故訓”者，故昔典訓。依故昔典訓而為傳，義或當然。《毛傳》不訓序者，以分置篇首，義理易明，性好簡略，故不為傳。鄭以序下無傳，不須辨嫌，故注序不言箋。《說文》云：“第，次也。字從竹、弟。”稱“第一”者，言其次第當一，所以分別先后也。
毛詩國風《毛詩》，“詩”是此書之名，“毛”者，傳《詩》人姓，既有齊、魯、韓三家，故題姓以別之，或云小毛公。加“毛詩”二字，又云河閒獻王所加，故大題在下。案：馬融、盧植、鄭玄注三《禮》，并大題在下，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題亦然。《國風》，國者總謂十五國，風者諸侯之詩。從《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疏]正義曰：《詩·國風》，舊題也。“毛”字，漢世加之。《六藝論》云：“河閒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是獻王始加“毛”也。《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也，為河閒獻王博士。”不言其名。范煜《后漢書》云：“趙人毛長傳《詩》，是為《毛詩》。”然則趙人毛公名為長也。《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於其家，河閒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然則大毛公為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總稱。不冠於《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按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尚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注者莫不盡然。然則本題自然，非注者移之，定本亦然，當以皆在第下，足得總攝故也。班固之作《漢書》，陳壽之撰《國志》，亦大名在下，蓋取法於經典也。言《國風》者，國是風化之界，詩以當國為別，故謂之《國風》。其《雅》則天子之事，政教刑于四海，不須言國也。《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衛以下，十有馀國，編此先后，舊無明說，去圣久遠，難得而知。欲言先后為次，則齊哀先於衛頃，鄭武后於檜國，而衛在齊先，檜處鄭后，是不由作之先后。欲以國地為序，則鄭小於齊，魏狹於晉，而齊后於鄭，魏先於唐，是不由國之大小也。欲以采得為次，則《雞鳴》之作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后，何當后作先采，先作后采乎？是不由采得先后也。二三擬議，悉皆不可，則諸國所次，別有意焉。蓋跡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為其次。邶、鄘、衛者，商紂畿內千里之地，《柏舟》之作，夷王之時，有康叔之馀烈，武公之盛德，資母弟之戚，成入相之勛，文公則滅而復興，徙而能富，土地既廣，詩又早作，故以為“變風”之首。既以衛國為首，邶、鄘則衛之所滅，風俗雖異，美刺則同，依其作之先后，故以《邶》、《鄘》先《衛》也。周則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才及郊畿，詩作后於衛頃，國地狹於千里，徒以天命未改，王爵仍存，不可過于后諸侯，故使次之於《衛》也。鄭以史伯之謀，列為大國，桓為司徒，甚得周眾，武公夾輔平王，克成大業，有厲、宣之親，有緇衣之美，其地雖狹，既親且勛，故使之次《王》也。齊則異姓諸侯，世有衰德，哀公有荒淫之風，襄公有鳥獸之行，辭有怨刺，篇無美者，又以大師之后，國土仍大，故使之次《鄭》也。魏國雖小，儉而能勤，踵虞舜之舊風，有夏禹之遺化，故季札觀樂，美其詩音，云“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故次於《齊》。唐者，叔虞之后，雖為大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后則喪亂弘多，故次於《魏》下。秦以秦仲始大，襄公始命，穆公遂霸西戎，卒為強國，故使之次《唐》也。陳以三恪之尊，食侯爵之地，但以民多淫昏，國無令主，故使之次《秦》也。檜則其君淫恣，曹則小人多寵，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於末，宜哉。《豳》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於眾國之后，《小雅》之前，欲兼其上下之美，非諸國之例也。鄭《譜》，《王》在《豳》后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諸國之次，當是大師所弟。孔子刪定，或亦改張。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遍歌周樂，《齊》之下即歌《豳》、歌《秦》，然后歌《魏》。杜預云：“於《詩》，《豳》第十五，《秦》第十一，后仲尼刪定，故不同。”杜以為今所弟皆孔子之制，孔子之前則如《左傳》之次。鄭意或亦然也。《鄉飲酒》云：“無筭樂。”注云：“燕樂亦無數，或間或合，盡歡而止。《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此國君之無筭也。”以其遍歌，謂之無數，不以不次為無筭也。
鄭氏箋鄭氏箋，本亦作“箋”，同，薦年反。《字林》云：“箋，長也。識也。”案：鄭《六藝論》文，注《詩》宗毛為主，其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也。然此題非毛公、馬、鄭、王肅等題，相傳云是雷次宗題，承用既久，莫敢為異。又案：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慧遠法師《詩》義，而續之釋題已如此，又恐非雷之題也。疑未敢明之。
[疏]正義曰：鄭氏名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當后漢桓、靈之時注此書也。不言名而言氏者，漢承滅學之后，典籍出於人間，各專間命氏，以顯其家之學，故諸為訓者皆云氏，不言名。由此而言，毛氏為傳，亦應自載“毛”字，但不必冠“詩”上耳。不然，獻王得之，何知毛為之也？明其自言毛矣。鄭於諸經皆謂之“注”，此言“箋”者，呂忱《字林》云：“箋者，表也，識也。”鄭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特稱為“箋”。馀經無所遵奉，故謂之“注”。注者，著也，言為之解說，使其義著明也。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亦與經別也。及馬融為《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后漢以來，始就經為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為之。其鄭之箋當元在經傳之下矣。其《毛詩》經二十九卷，不知并何卷也。自“周南”至“鄭氏箋”凡一十六字，所題非一時也。“周南關雎”至“第一詩國風”，元是大師所題也。“詁訓傳”，毛自題之。“毛”一字，獻王加之。“鄭氏箋”，鄭自題之。
《關雎》，后妃之德也，《關雎》，舊解云：“三百一十一篇詩，并是作者自為名。”后妃，芳非反。《爾雅》云：“妃，姬也，對也。”《左傳》云：“嘉耦曰妃。”《禮記》云：“天子之妃曰后。”“之德也”，舊說云：“起此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為《大序》。”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今謂此序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大小之異。解見《詩義序》。并是鄭注，所以無“箋云”者，以無所疑亂故也。
[疏]“《關雎》，后妃之德也”。○正義曰：諸序皆一篇之義，但《詩》理深廣，此為篇端，故以《詩》之大綱并舉於此。今分為十五節，當節自解次第，於此不復煩文。作《關雎》詩者，言后妃之德也。《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注云：“后之言后也。”執理內事，在夫之后也。《釋詁》云：“妃，媲也。”言媲匹於夫也。天子之妻唯稱后耳。妃則上下通名，故以妃配后而言之。德者，得也，自得於身，人行之總名。此篇言后妃性行和諧，貞專化下，寤寐求賢，供奉職事，是后妃之德也。二《南》之風，實文王之化，而美后妃之德者，以夫婦之性，人倫之重，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是以《詩》者歌其性情。陰陽為重，所以《詩》之為體，多序男女之事。不言美后妃者，此詩之作，直是感其德澤，歌其性行，欲以發揚圣化，示語未知，非是褒賞后妃能為此行也。正經例不言美，皆此意也。其變詩，則政教已失，為惡者多，茍能為善，則賞其善事。征伐玁狁，始見憂國之心；瞻仰昊天，方知求雨之切，意與正經有異，故序每篇言美也。
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之始，此風謂十五國風，風是諸侯政教也。下云“所以風天下”，《論語》云“君子之德風”，并是此義。“所以風”，如字。徐福鳳反，今不用。
[疏]“風之”至“國焉”。○正義曰：序以后妃樂得淑女，不淫其色，家人之細事耳，而編於《詩》首，用為歌樂，故於后妃德下即申明此意，言后妃之有美德，文王風化之始也。言文王行化，始於其妻，故用此為風教之始，所以風化天下之民，而使之皆正夫婦焉。周公制禮作樂，用之鄉人焉，令鄉大夫以之教其民也；又用之邦國焉，令天下諸侯以之教其臣也。欲使天子至於庶民，悉知此詩皆正夫婦也。故鄭《譜》云“天子諸侯燕其群臣，皆歌《鹿鳴》，合鄉樂”是也。定本“所以風天下”，俗本“風”下有“化”字，誤也。《儀禮》鄉飲酒禮者，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其經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者，諸侯飲燕其臣子及賓客之禮，其經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施化之法，自上而下，當天子教諸侯，教大夫，大夫教其民。今此先言風天下而正夫婦焉，既言化及于民，遂從民而廣之，故先鄉人而后邦國也。《老子》云：“脩之家，其德乃馀。脩之邦，其德乃豐。脩之天下，其德乃普。”亦自狹至廣，與此同意也。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風，風也”，并如字。徐上如字，下福鳳反。崔靈恩《集注》本下即作“諷”字。劉氏云：“動物曰風，讬音曰諷。”崔云：“用風感物則謂之諷。”沈云：“上風是《國風》，即《詩》之六義也。下風即是風伯鼓動之風。君上風教，能鼓動萬物，如風之偃草也。”今從沈說。“風以動之”，如字。沈福鳳反，云：“謂自下剌上，感動之名，變風也。”今不用。
[疏]“風風”至“化之”。正義曰：上言風之始，謂教天下之始也。序又解名教為風之意，風訓諷也，教也。諷謂微加曉告，教謂殷勤誨示。諷之與教，始末之異名耳。言王者施化，先依違諷諭以動之，民漸開悟，乃后明教命以化之。風之所吹，無物不扇；化之所被，無往不沾，故取名焉。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疏]“詩者”至“為詩”。○正義曰：上言用詩以教，此又解作詩所由。詩者，人志意之所之適也；雖有所適，猶未發口，蘊藏在心，謂之為志；發見於言，乃名為詩。言作詩者，所以舒心志憤懣，而卒成於歌詠，故《虞書》謂之“詩言志”也。包管萬慮，其名曰心；感物而動，乃呼為志。志之所適，外物感焉，言悅豫之志則和樂興而頌聲作，憂愁之志則哀傷起而怨刺生。《藝文志》云“哀樂之情感，歌詠之聲發”，此之謂也。正經與變，同名曰詩，以其俱是志之所之故也。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嗟，跡斜反，咨嗟也。歎，本亦作嘆，湯贊反，嘆息也。蹈，徒到反，動足履地也。
[疏]“情動”至“蹈之”。○正義曰：上云“發言為詩”，辨詩、志之異，而直言者非詩，故更序詩必長歌之意。情謂哀樂之情，中謂中心，言哀樂之情動於心志之中，出口而形見於言。初言之時，直平言之耳。平言之而意不足，嫌其言未申志，故咨嗟嘆息以和續之。嗟嘆之猶嫌不足，故長引聲而歌之。長歌之猶嫌不足，忽然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言身為心使，不自覺知舉手而舞身、動足而蹈地，如是而后得舒心腹之憤，故為詩必長歌也。圣王以人情之如是，故用詩於樂，使人歌詠其聲，象其吟詠之辭也；舞動其容，象其舞蹈之形也。具象哀樂之形，然后得盡其心術焉。“情動於中”，還是“在心為志”，而“形於言”，還是“發言為詩”，上辨詩從志出，此言為詩必歌，故重其文也。定本“言之不足，故嗟嘆之”，俗本“言之”下有“者”字，誤也。定本“永歌之不足”下無“故”字，有“故”字者，亦誤也。《樂記》云：“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文與此經略同。“說之，故言之”，謂說前事，言出于口，與此情動形言一也。《虞書》曰：“歌永言。”注云：“歌所以長言詩之意。”是永歌、長言為一事也。《樂記》注云：“嗟嘆，和續之也。”謂發言之后，咨嗟嘆息為聲，以和其言而繼續之也。《樂記》先言長言之，乃云嗟嘆之；此先云嗟嘆之，乃云永歌之。直言既已嗟嘆，長歌又復嗟嘆，彼此各言其一，故不同也。《藝文志》云：“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然則在心為志，出口為言，誦言為詩，詠聲為歌，播於八音謂之為樂，皆始末之異名耳。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猶見，賢遍反。徵，陟里反。上下，時掌反。應，應對之應，下注同。
[疏]“情發於”至“之音”。○正義曰：情發於聲，謂人哀樂之情發見於言語之聲，於時雖言哀樂之事，未有宮、商之調，唯是聲耳。至於作詩之時，則次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為曲，似五色成文，一人之身則能如此。據其成文之響，即是為音。此音被諸弦管，乃名為樂，雖在人在器，皆得為音。下云治世之音謂樂音，則此“聲成文謂之音”亦謂樂之音也。原夫作樂之始，樂寫人音，人音有小大高下之殊，樂器有宮、徵、商、羽之異，依人音而制樂，讬樂器以寫人，是樂本效人，非人效樂。但樂曲既定，規矩先成，后人作詩，謨摩舊法，此聲成文謂之音。若據樂初之時，則人能成文，始入於樂。若據制樂之后，則人之作詩，先須成樂之文，乃成為音。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故神瞽有以知其趣也。設有言而非志，謂之矯情，情見於聲，矯亦可識。若夫取彼素絲，織為綺縠，或色美而材薄，或文惡而質良，唯善賈者別之。取彼歌謠，播為音樂，或辭是而意非，或言邪而志正，唯達樂者曉之。《樂記》曰：“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是情之所感入於樂也。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是樂之聲音得其情也。若徒取辭賦，不達音聲，則身為桀、紂之行，口出堯、舜之辭，不可得而知也。是以《楚茨》、《大田》之徒并陳成王之善，《行露》、《汝墳》之篇皆述紂時之惡。以《汝墳》為王者之《風》，《楚茨》為剌過之《雅》，大師曉其作意，知其本情故也。○箋“發猶”至“相應”。○正義曰：《春官·大師職》云：“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是聲必有五，故引五聲之名以解之。五聲之配五方也，於《月令》角東、商西、徵南、羽北、宮在中央。立名還以其方為義，《漢書·律歷志》云：“商之為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之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蕃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又云：“宮為君。”君是陽，陽數極於九，故宮數八十一。三分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三分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三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三分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樂記》云：“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注云：“方猶文章也。”“樂之器，彈其宮則眾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引昭二十年《左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是解聲必須雜之意也。此言“聲成文謂之音”，則聲與音別。《樂記》注：“雜比曰音，單出曰聲。”《記》又云：“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則聲、音、樂三者不同矣。以聲變乃成音，音和乃成樂，故別為三名。對文則別，散則可以通。季札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公羊傳》云：“十一而稅，頌聲作。”聲即音也。下云“治世之音”，音即樂也。是聲與音、樂名得相通也。《樂記》子夏對魏文侯云：“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又以音、樂為異者。以文侯并問古樂、新樂，二者同呼為樂，謂其樂、音同也。子夏以古樂順於民而當於神，與天下同樂，故定為樂。名新樂，淫於色而害於德，直申說其音而已，故變言溺音，以曉文侯耳。音、樂非為異也。《樂記》云“淫樂慝禮”，子夏亦云“古樂之發”，“新樂之發”，是鄭、衛之音亦為樂也。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治，直吏反。“之音”絕句。“樂”，音洛，絕句。“其政和”，一讀“安”字上屬，“以樂其政和”為一句。下放此，思，息吏反。
[疏]“治世”至“民困”。○正義曰：序既云“情見於聲”，又言“聲隨世變”。治世之音既安又以歡樂者，由其政教和睦故也。亂世之音既怨又以恚怒者，由其政教乖戾故也。亡國之音既哀又以愁思者，由其民之困苦故也。《樂記》云：“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啴以緩。”彼說樂音之中兼有二事，此安以樂、怨以怒亦與彼同。治世之政教和順民心，民安其化，所以喜樂，述其安樂之心而作歌，故治世之音亦安以樂也。《良耜》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安之極也。《湛露》云：“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樂之至也。《天保》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其政和也。亂世之政教與民心乖戾，民怨其政教，所以忿怒，述其怨怒之心而作歌，故亂世之音亦怨以怒也。《蓼莪》云：“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怨之至也。《巷伯》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怒之甚也。《十月》云：“徹我墻屋，田卒汙萊。”是其政乖也。國將滅亡，民遭困厄，哀傷己身，思慕明世，述其哀思之心而作歌，故亡國之音亦哀以思也。《苕之華》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哀之甚也。《大東》云：“眷言顧之，潸焉出涕。”思之篤也。《正月》云：“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是其民困也。詩述民志，樂歌民詩，故時政善惡見於音也。治世謂天下和平，亂世謂兵革不息，亡國謂國之將亡也。亂世謂世亂而國存，故以世言之。亡國則國亡而世絕，故不言世也。亂世言政，亡國不言政者，民困必政暴，舉其民困為甚辭，故不言政也。亡國者，國實未亡，觀其歌詠，知其必亡，故謂之亡國耳，非已亡也。若其已亡，則無復作詩，不得有亡國之音。此云亂世、亡國者，謂賢人君子聽其樂音，知其亡亂，故謂之亂世之音、亡國之音。《樂記》所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與此異也。淫恣之人，肆於民上，滿志縱欲，甘酒嗜音，作為新聲，以自娛樂，其音皆樂而為之，無哀怨也。《樂記》云：“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彼樂得其欲，所以謂之淫樂。為此樂者，必亂必亡，故亦謂之亂世之音、亡國之音耳，與此不得同也。若然，此二者言哀樂出于民情，樂音從民而變，乃是人能變樂，非樂能變人。案《樂記》稱“人心感於物而后動，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作樂以和其聲。樂之感人深，其移風易俗”。又云：“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廉直、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順成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如彼文，又是樂能變人。樂由王者所制，民逐樂音而變。此言民能變樂，彼言樂能變人者，但兆民既眾，賢愚不等，以賢哲歌謠采詩定樂；以賢者所樂，教愚者為樂；取智者之心，變不智者之心，制禮之事亦猶是也。禮者，稱人之情而為之節文，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是下民之所行，非圣人之所行也。圣王亦取賢行以教不賢，舉得中以裁不中。《禮記·問喪》稱：“禮者，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是禮之本意出於民也。《樂記》又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樂者，樂其所自生。”是樂之本意出於民也。《樂記》又曰：“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則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故先王制禮作樂為之節。”是王者采民情制禮樂之意。禮樂本出於民，還以教民，與夫云出於山，復雨其山；火生於木，反焚其木，復何異哉！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正得失”，周云：“正齊人之得失也。”本又作“政”，謂政教也，兩通。“近”，如字，沈音附近之近。
[疏]“故正”至“於詩”。○正義曰：上言播詩於音，音從政變，政之善惡皆在於詩，故又言詩之功德也。由詩為樂章之故，正人得失之行，變動天地之靈，感致鬼神之意，無有近於詩者。言詩最近之，馀事莫之先也。《公羊傳》說《春秋》功德云：“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何休云：“莫近，猶莫過之也。”詩之道所以能有此三事者，詩者志之所歌，歌者人之精誠，精誠之至，以類相感。詩人陳得失之事以為勸戒，令人行善不行惡，使失者皆得是詩，能正得失也。普正人之得失，非獨正人君也。下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是上下俱正人也。人君誠能用詩人之美道，聽嘉樂之正音，使賞善伐惡之道舉無不當，則可使天地效靈，鬼神降福也。故《樂記》云：“奸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又曰：“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此說聲能感物，能致順氣、逆氣者也。天地云動，鬼神云感，互言耳。《周禮》之例，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鬼神與天地相對，唯謂人之鬼神耳。從人正而后能感動，故先言“正得失”也。此“正得失”與“雅者正也”、“正始之道”，本或作“政”，皆誤耳。今定本皆作“正”字。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厚”音后，本或作“序”，非。
[疏]“先王”至“俗”。○正義曰：上言詩有功德，此言用詩之事。“經夫婦”者，經，常也。夫婦之道有常，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德音莫違，是夫婦之常。室家離散，夫妻反目，是不常也。教民使常，此夫婦猶《商書》云“常厥德”也。“成孝敬”者，孝以事親，可移於君；敬以事長，可移於貴。若得罪於君親，失意於長貴，則是孝敬不成。故教民使成此孝敬也。“厚人倫”者，倫，理也。君臣父子之義，朋友之交，男女之別，皆是人之常理。父子不親，君臣不敬，朋友道絕，男女多違，是人理薄也。故教民使厚此人倫也。“美教化”者，美謂使人服之而無厭也。若設言而民未盡從，是教化未美。故教民使美此教化也。“移風俗”者，《地理志》云：“民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則風為本，俗為末，皆謂民情好惡也。緩急系水土之氣，急則失於躁，緩則失於慢。王者為政，當移之，使緩急調和，剛柔得中也。隨君上之情，則君有善惡，民并從之。有風俗傷敗者，王者為政，當易之使善。故《地理志》又云：“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圣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然后王教成。”是其事也。此皆用詩為之，故云“先王以是”，以，用也，言先王用詩之道為此五事也。案《王制》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者異俗。脩其教，不易其俗。”此云“易俗”，彼言“不易”者，彼謂五方之民，戎夷殊俗，言語不通，器械異制，王者就而撫之，不復易其器械，同其言音，故言“不易其俗”，與此異也。此序言詩能易俗，《孝經》言樂能移風俗者，詩是樂之心，樂為詩之聲，故詩、樂同其功也。然則詩、樂相將，無詩則無樂。周存六代之樂，豈有黃帝之詩？有樂而無詩，何能移風易俗？斯不然矣。原夫樂之初也，始於人心，出於口歌，圣人作八音之器以文之，然后謂之為音，謂之為樂。樂雖逐詩為曲，仿詩為音，曲有清濁次第之序，音有宮商相應之節，其法既成，其音可久，是以昔日之詩雖絕，昔日之樂常存。樂本由詩而生，所以樂能移俗。歌其聲謂之樂，誦其言謂之詩，聲言不同，故異時別教。《王制》稱“春教樂，夏教詩”。《經解》稱“溫柔敦厚，詩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由其事異，故異教也，此之謂詩樂。據五帝以還，詩樂相將，故有詩則有樂。若上皇之世，人性醇厚，徒有嬉戲之樂，未有歌詠之詩。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比，必履反。興，虛應反，沈許甑反。頌音訟。
[疏]“故詩”至“六曰頌”。○正義曰：上言詩功既大，明非一義能周，故又言“詩有六義”。《大師》上文未有“詩”字，不得徑云“六義”，故言“六詩”。各自為文，其實一也。彼注云：“風，言賢圣治道之遺化。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為后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是解六義之名也。彼雖各解其名，以詩有正、變，故互見其意。“風”云賢圣之遺化，謂變風也。“雅”云“言今之正，以為后世法”，謂正雅也。其實正風亦言當時之風化，變雅亦是賢圣之遺法也。“頌”訓為“容”，止云“誦今之德，廣以美之”，不解容之義，謂天子美有形容，下云“美盛德之形容”，是其事也。“賦”云“鋪陳今之政教善惡”，其言通正、變，兼美、刺也。“比”云“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謂刺詩之比也。“興”云“見今之美，取善事以勸之”，謂美詩之興也。其實美、刺俱有比、興者也。鄭必以“風”言賢圣之遺化，舉變風者，以唐有堯之遺風，故於“風”言賢圣之遺化。“賦”者，直陳其事，無所避諱，故得失俱言。“比”者，比讬於物，不敢正言，似有所畏懼，故云“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興”者，興起志意贊揚之辭，故云“見今之美以喻勸之”。“雅”既以齊正為名，故云“以為后世法”。鄭之所注，其意如此。詩皆用之於樂，言之者無罪。賦則直陳其事。於比、興云“不敢斥言”、“嫌於媚諛”者，據其辭不指斥，若有嫌懼之意。其實作文之體，理自當然，非有所嫌懼也。六義次第如此者，以詩之四始，以風為先，故曰“風”。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為之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后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為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之。鄭以賦之言鋪也，鋪陳善惡，則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辭也。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司農又云：“興者，讬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已心，詩文詩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為正，故《詩經》多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附讬外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后隱，故比居興先也。毛傳特言興也，為其理隱故也。風、雅、頌者，皆是施政之名也。上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是風為政名也。下云“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是雅為政名也。《周頌譜》云：“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之謂容”，是頌為政名也。人君以政化下，臣下感政作詩，故還取政教之名，以為作詩之目。風、雅、頌同為政稱，而事有積漸，教化之道，必先諷動之，物情既悟，然后教化，使之齊正。言其風動之初，則名之曰風。指其齊正之后，則名之曰雅。風俗既齊，然后德能容物，故功成乃謂之頌。先風，后雅、頌，為此次故也。一國之事為風，天下之事為雅者，以諸侯列土樹疆，風俗各異，故唐有堯之遺風，魏有儉約之化，由隨風設教，故名之為風。天子則威加四海，齊正萬方，政教所施，皆能齊正，故名之為雅。風、雅之詩，緣政而作，政既不同，詩亦異體，故《七月》之篇備有風、雅、頌。《駉頌序》云：“史克作是頌。”明作者本意，自定為風體，非采得之后始定體也。詩體既異，其聲亦殊。《公羊傳》曰：“十一而稅，頌聲作。”《史記》稱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聲。《譜》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早失風聲矣。”《樂記》云：“人不能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各自別聲也。詩各有體，體各有聲，大師聽聲得情，知其本意。《周南》為王者之風，《召南》為諸侯之風，是聽聲而知之也。然則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并為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非別有篇卷也。《鄭志》：“張逸問：‘何詩近於比、賦、興？’答曰：‘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逸見風、雅、頌有分段，以為比、賦、興亦有分段，謂有全篇為比，全篇為興，欲鄭指摘言之。鄭以比、賦、興者直是文之異，非篇卷之別，故遠言從本來不別之意。言“吳札觀詩已不歌”，明其先無別體，不可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明其先無別體，不可分也。元來合而不分，今日“難復摘別”也。言“篇中義多興”者，以毛傳於諸篇之中每言興也。以興在篇中，明比、賦亦在篇中，故以興顯比、賦也。若然，比、賦、興元來不分，則唯有風、雅、頌三詩而已。《藝論》云“至周分為六詩”者，據《周禮》“六詩”之文而言之耳，非謂篇卷也。或以為鄭云孔子已合於風、雅、頌中，則孔子以前，未合之時，比、賦、興別為篇卷。若然，則離其章句，析其文辭，樂不可歌，文不可誦。且風、雅、頌以比、賦、興為體，若比、賦、興別為篇卷，則無風、雅、頌矣。是比、賦、興之義，有詩則有之。唐、虞之世，治致升平，周於太平之世，無諸侯之風，則唐、虞之世必無風也。雅雖王者之政，乃是太平前事，以堯、舜之圣，黎民時雍，亦似無雅，於六義之中，唯應有頌耳。夏在制禮之后，不復面稱目諫，或當有雅。夏氏之衰，昆吾作霸，諸侯彊盛，或當有風。但篇章泯滅，無以言之。《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為六詩”，據《周禮》成文而言之，詩之六義，非起於周也。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下以風”，福鳳反，注“風刺”同。刺本又作刾，七賜反。譎，古穴反，詐也。“故曰風”，福鳳反，又如字。
[疏]“上以”至“曰風”。○正義曰：臣下作詩，所以諫君，君又用之教化，故又言上下皆用此上六義之意。在上，人君用此六義風動教化；在下，人臣用此六義以風喻箴刺君上。其作詩也，本心主意，使合於宮商相應之文，播之於樂，而依違譎諫，不直言君之過失，故言之者無罪。人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聞之者足以自戒。人君自知其過而悔之，感而不切，微動若風，言出而過改，猶風行而草偃，故曰“風”。上言“風，風也，教也”，向下以申風義。此云“故曰風”，向上而結彼文，使首尾相應，解盡風義。此六義之下而解名風之意，則六義皆名為風，以風是政教之初，六義風居其首，故六義總名為風，六義隨事生稱耳。若此辭總上六義，則有正、變，而云“主文譎諫”，唯說刺詩者，以詩之作皆為正邪防失，雖論功誦德，莫不匡正人君，故主說作詩之意耳。詩皆人臣作之以諫君，然后人君用之以化下。此先云“上以風化下”者，以其教從君來，上下俱用，故先尊后卑。襄十六年《左傳》稱齊人伐魯，求救於晉。晉人不許。穆叔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穆叔賦，而晉人不得怨之，是言之者無罪也。獻子服罪，是聞之者足以戒也。俗本“戒”上有“自”字者，誤。定本直云“足以戒”也。○箋“風化”至“直諫”。○正義曰：風者，若風之動物，故謂之“譬喻，不斥言也”。人君教民，自得指斥，但用詩教民，播之於樂，故亦不斥言也。上言“聲成文”，此言“主文”，知作詩者主意，令詩文與樂之宮商相應也。如上所說，先為詩歌，樂逐詩為曲，則是宮商之辭，學詩文而為之。此言作詩之文，主應於宮商者，初作樂者，準詩而為聲，聲既成形，須依聲而作詩，故后之作詩者，皆主應於樂文也。譎者，權詐之名，讬之樂歌，依違而諫，亦權詐之義，故謂之譎諫。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疏]“至于”至“雅作矣”。○正義曰：《詩》之風、雅，有正有變，故又言變之意。至于王道衰，禮義廢而不行，政教施之失所，遂使諸侯國國異政，下民家家殊俗。詩人見善則美，見惡則刺之，而變風、變雅作矣。“至于”者，從盛而至于衰，相承首尾之言也。禮義言廢者，典法仍存，但廢而不行耳。政教言失者，非無政教，但施之失理耳。由施之失理，故使國國異政，家家殊俗，皆是道衰之事，故云道衰以冠之。禮義者，政教之本，故先禮義而后政教。定本“禮義廢”，俗本有作“儀”字者，非也。此“家”謂天下民家。《孝經》云“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亦謂天下民家，非大夫稱家也。民隨君上之欲，故稱俗。若大夫之家，不得謂之俗也。變風、變雅，必王道衰乃作者，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治平累世，則美刺不興。何則？未識不善則不知善為善，未見不惡則不知惡為惡。太平則無所更美，道絕則無所復譏，人情之常理也，故初變惡俗則民歌之，風、雅正經是也；始得太平則民頌之，《周頌》諸篇是也。若其王綱絕紐，禮義消亡，民皆逃死，政盡紛亂。《易》稱天地閉，賢人隱。於此時也，雖有智者，無復譏剌。成王太平之后，其美不異於前，故頌聲止也。陳靈公淫亂之后，其惡不復可言，故變風息也。班固云：“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此之謂也。然則變風、變雅之作，皆王道始衰，政教初失，尚可匡而革之，追而復之，故執彼舊章，繩此新失，覬望自悔其心，更遵正道，所以變詩作也。以其變改正，法故謂之變焉。季札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是由王澤未竭，民尚知禮，以禮救世，作此變詩，故變詩，王道衰乃作也。《譜》云“夷身失禮，懿始受譖”，則周道之衰，自夷、懿始矣。變雅始於厲王，無夷、懿之雅者，蓋孔子錄而不得，或有而不足錄也。昭十二年《左傳》稱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諫穆王，衛頃、齊哀之時而有變風，明時作變雅，但不錄之耳。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者；王道明盛，政出一人，太平非諸侯之力，不得有正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善惡在於己身，不由天子之命，惡則民怨，善則民喜，故各從其國，有美剌之變風也。
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苛”，本亦作“荷”，音何，苛虐也。吟，疑今反，動聲曰吟。“風其上”，福鳳反。
[疏]“國史”至“上”。○正義曰：上既言變詩之作，此又說作變之由。言國之史官，皆博聞強識之士，明曉於人君得失善惡之跡，禮義廢則人倫亂，政教失則法令酷，國史傷此人倫之廢棄，哀此刑政之苛虐，哀傷之志郁積於內，乃吟詠己之情性，以風刺其上，覬其改惡為善，所以作變詩也。國史者，周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也。此承變風、變雅之下，則兼據天子諸侯之史矣。得失之跡者，人君既往之所行也。明曉得失之跡，哀傷而詠情性者，詩人也。非史官也。《民勞》、《常武》，公卿之作也。《黃鳥》、《碩人》，國人之風。然則凡是臣民，皆得風剌，不必要其國史所為。此文特言國史者，鄭答張逸云：“國史采眾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如此言，是由國史掌書，故讬文史也。茍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為史，不必要作史官。《駉》云“史克作是頌”，史官自有作詩者矣，不盡是史官為之也。言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是國史選取善者，始付樂官也。言其無作主，國史主之，嫌其作者無名，國史不主之耳。其有作主，亦國史主之耳。“人倫之廢”，即上“禮義廢”也。“刑政之苛”，即上“政教失”也。動聲曰吟，長言曰詠，作詩必歌，故言“吟詠情性”也。
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疏]“達於”至“之澤”。○正義曰：此又言王道既衰，所以能作變詩之意。作詩者皆曉達於世事之變易，而私懷其舊時之風俗，見時世政事，變易舊章，即作詩以舊法誡之，欲使之合於禮義。故變風之詩，皆發於民情，止於禮義，言各出民之情性而皆合於禮義也。又重說發情、止禮之意。發乎情者，民之性，言其民性不同，故各言其志也；止乎禮義者，先王之澤，言俱被先王遺澤，故得皆止禮義也。展轉申明作詩之意。“達於事變”者，若唐有帝堯殺禮救危之化，后世習之，失之於儉不中禮。陳有大姬好巫歌舞之風，后世習之，失之於游蕩無度。是其風俗改變，時人曉達之也。“懷其舊俗”者，若齊有太公之風，衛有康叔之化，其遺法仍在，詩人懷挾之也。詩人既見時世之事變，改舊時之俗，故依準舊法，而作詩戒之。雖俱準舊法，而詩體不同，或陳古政治，或指世淫荒。雖復屬意不同，俱懷匡救之意，故各發情性，而皆止禮義也。此亦兼論變雅，獨言變風者，上已變風、變雅雙舉其文，此從省而略之也。“先王之澤”，謂先王有德澤而流及於后世，詩人得其馀化，故能懷其舊俗也。鄭答張逸云：“舊俗者，若晉有堯之遺風，先王之澤，衛有康叔馀烈。”如此言，則康叔當云先公，而云先王者，以變雅有先王之澤，變風有先公之澤。故季札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見歌小雅，曰：“猶有先王之遺民。”是其風稟先公，雅稟先王也。上舉變風，下言先王，風、雅互相見也。上言國史作詩，此言民之性，明作詩皆在民意，非獨國史能為，亦是互見也。作詩止於禮義，則應言皆合禮。而變風所陳，多說奸淫之狀者，男淫女奔，傷化敗俗，詩人所陳者，皆亂狀淫形，時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規切諫，救世之針藥也。《尚書》之三風十愆，疾病也。詩人之四始六義，救藥也。若夫疾病尚輕，有可生之道，則醫之治也用心銳。扁鵲之療太子，知其必可生也。疾病已重，有將死之勢，則醫之治也用心緩。秦和之視平公，知其不可為也。詩人救世，亦猶是矣。典刑未亡，覬可追改，則箴規之意切，《鶴鳴》、《沔水》，殷勤而責王也。淫風大行，莫之能救，則匡諫之志微，《溱泱》、《桑中》，所以咨嗟嘆息而閔世。陳、鄭之俗，亡形已成，詩人度已箴規必不變改，且復賦己之志，哀嘆而已，不敢望其存，是謂匡諫之志微。故季札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者，美詩人之情，言不有先王之訓，孰能若此。先亡者，見其匡諫意微，知其國將亡滅也。○
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疏]“是以”至“之雅”。○正義曰：序說正、變之道，以風、雅與頌區域不同，故又辨三者體異之意。“是以”者，承上生下之辭，言詩人作詩，其用心如此。一國之政事善惡，皆系屬於一人之本意，如此而作詩者，謂之風。言道天下之政事，發見四方之風俗，如是而作詩者，謂之雅。言風、雅之別，其大意如此也。“一人”者，作詩之人。其作詩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國之心。詩人覽一國之意，以為己心，故一國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行風化於一國，故謂之風，以其狹故也。言天下之事，亦謂一人言之。詩人總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為己意，而詠歌王政，故作詩道說天下之事，發見四方之風。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齊正於天下，故謂之雅，以其廣故也。風之與雅，各是一人所為，風言一國之事系一人，雅亦天下之事系一人。雅言天下之事，謂一人言天下之事。風亦一人言一國之事。序者逆順立文，互言之耳。故《志》張逸問：“嘗聞一人作詩，何謂？”答曰：“作詩者，一人而已。其取義者，一國之事。變雅則譏王政得失，閔風俗之衰，所憂者廣，發於一人之本身。”如此言，風、雅之作，皆是一人之言耳。一人美，則一國皆美之；一人刺，則天下皆刺之。《谷風》、《黃鳥》，妻怨其夫，未必一國之妻皆怨夫耳。《北門》、《北山》，下怨其上，未必一朝之臣皆怨上也。但舉其夫婦離絕，則知風俗敗矣；言己獨勞從事，則知政教偏矣，莫不取眾之意以為己辭。一人言之，一國皆悅。假使圣哲之君，功齊區宇，設有一人，獨言其惡，如弁隨、務光之羞見殷湯，伯夷、叔齊之恥事周武，海內之心不同之也。無道之主，惡加萬民，設有一人，獨稱其善，如張竦之美王莽，蔡邕之惜董卓，天下之意不與之也。必是言當舉世之心，動合一國之意，然后得為風、雅，載在樂章。不然，則國史不錄其文也。此言謂之風、雅，理兼正、變。天下無道，政出諸侯，而變雅亦稱雅者，當作變雅之時，王政仍被邦國。《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是善政、惡政皆能正人，所以幽、厲之詩亦名為雅。及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其政才行境內，是以變為風焉。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疏]“雅者”至“雅焉”。○正義曰：上已解風名，故又解雅名。雅者訓為正也，由天子以政教齊正天下，故民述天子之政，還以齊正為名。王之齊正天下得其道，則述其美，雅之正經及宣王之美詩是也。若王之齊正天下失其理，則刺其惡，幽、厲小雅是也。詩之所陳，皆是正天下大法，文、武用詩之道則興，幽、厲不用詩道則廢。此雅詩者，言說王政所用廢興，以其廢興，故有美刺也。又解有二雅之意。王者政教有小大，詩人述之亦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群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強中國，樂得賢者，養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代殷繼伐，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能官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大事，制為大體；述其小事，制為小體。體有大小，故分為二焉。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於《召南》，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此其所以異也。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國風之音，各從水土之氣，述其當國之歌而作之。雅、頌之音，則王者遍覽天下之志，總合四方之風而制之，《樂記》所謂“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事也。詩體既定，樂音既成，則后之作者各從舊俗。“變風”之詩，各是其國之音，季札觀之，而各知其國，由其音異故也。小雅音體亦然。正經述大政為大雅，述小政為小雅，有小雅、大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其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風述諸侯之政，非無小大，但化止一國，不足分別。頌則功成乃作，歸美報神，皆是大事，無復別體，故不分為“二風”、“二頌”也。定本“王政所由廢興”，俗本“王政”下有“之”字，誤也。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疏]“頌者”至“神明者”。○正義曰：上解風、雅之名，風、雅之體，故此又解頌名、頌體。上文因變風、變雅作矣，即說風、雅之體，故言“謂之風”，“謂之雅”，以結上文。此上未有頌作之言，文無所結，故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明訓“頌”為“容”，解頌名也。“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解頌體也。上言“雅者，正也”，此亦當云“頌者，容也”。以雅已備文，此亦從可知，故略之也。《易》稱“圣人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則形容者，謂形狀容貌也。作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則天子政教有形容也。可美之形容，正謂道教周備也，故《頌譜》云：“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其意出於此也。“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命圣，圣之所營在於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眾和而事節，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干戈既戢，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邇咸服，群生盡遂其性，萬物各得其所，即是成功之驗也。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天之所命者牧民也，祖之所命者成業也。民安業就，須告神使知，雖社稷山川四岳河海皆以民為主，欲民安樂，故作詩歌其功，遍告神明，所以報神恩也。王者政有興廢，未嘗不祭群神，但政未太平，則神無恩力，故太平德洽，始報神功。頌詩直述祭祀之狀，不言得神之力，但美其祭祀，是報德可知。此解頌者，唯《周頌》耳，其商、魯之頌則異於是矣。《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后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才，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頌者，美詩之名，王者不陳魯詩，魯人不得作風，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為頌，非《周頌》之流也。孔子以其同有頌名，故取備三頌耳。置之《商頌》前者，以魯是周宗親同姓，故使之先前代也。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
[疏]“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正義曰：“四始”者，鄭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人君行之則為興，廢之則為衰。”又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詩》之至”者，《詩》理至極，盡於此也。序說《詩》理既盡，故言此以終之。案《詩緯·汎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已，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與此不同者，緯文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讬之。又鄭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者，則《春秋》云“喜、怒、哀、樂、好、惡”是也。《詩》既含此五際六情，故鄭於《六藝論》言之。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先王，斥大王、王季。○麟音呂辛反。趾音止。騶，本亦作ＺＺ，音側留反。召，本亦作邵，同，音上照反。后“召南”、“召公”皆同。岐音其宜反，山名，或音祇。被音皮寄反。“大王”音泰。
[疏]“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至“系之召公”。正義曰：序因《關雎》是風化之始，遂因而申之，廣論《詩》義《詩》理既盡，然后乃說《周南》、《召南》。然者，然上語；則者，則下事，因前起后之勢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是王者之風，文王之所以教民也。王者必圣，周公圣人，故系之周公。不直名為“周”，而連言“南”者，言此文王之化，自北土而行於南方故也。《鵲巢》、《騶虞》之德，是諸侯之風，先王大王、王季所以教化民也。諸侯必賢，召公賢人，故系之召公。不復言“南”，意與《周南》同也。《周南》言化，《召南》言德者，變文耳。上亦云“《關雎》，后妃之德”，是其通也。諸侯之風，言先王之所以教；王者之風，不言文王之所以教者，二《南》皆文王之化，不嫌非文王也。但文王所行，兼行先王之道，感文王之化為《周南》，感先王之化為《召南》，不言先王之教，無以知其然，故特著之也。此實文王之詩，而系之二公者，《志》張逸問：“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答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為風。”逸以文王稱王，則詩當在雅，故問之。鄭以此詩所述，述文王為諸侯時事，以有王者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於時實是諸侯，詩人不為作雅。文王三分有二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是其風者，王業基本。此述服事殷時王業基本之事，故云“述其本宜為風”也。化霑一國謂之為風，道被四方乃名為雅，文王才得六州，未能天下統一，雖則大於諸候，正是諸侯之大者耳。此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為作風詩，不作雅體。體實是風，不得謂之為雅。文王末年，身實稱王，又不可以《國風》之詩系之王身。名無所系，詩不可棄，因二公為王行化，是故系之二公。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為之主，亦此義也。其《鹿鳴》，文王詩人，本以天子待之作雅，非基本之事，故不為風也。若然，作王者之風，必感圣人之化，已知文王之圣，應知終必為王。不為作雅而作風者，詩者志也，各言其志。文王於時未稱王號，或為作雅，或為作風，人志不同故也。○箋“自從”至“王季”。○正義曰：《釋詁》云：“從，自也。”反覆相訓，是“自”得為“從”也。文王之國在於岐周東北，近於紂都，西北迫於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也。《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是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太王始有王跡，周之追謚，上至太王而已，故知先王斥太王、王季。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疏]“《周南》”至“之基”。○正義曰：既言系之周、召，又總舉二《南》要義。《周南》、《召南》二十五篇之詩，皆是正其初始之大道，王業風化之基本也。高以下為基，遠以近為始。文王正其家而后及其國，是正其始也。化南土以成王業，是王化之基也。季札見歌《周南》、《召南》，曰：“始基之矣，猶未也。”服虔云：“未有《雅》、《頌》之成功。”亦謂二《南》為王化基始，序意出于彼文也。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哀”蓋字之誤也，當為“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逑也。○淑，常六反，善也。哀，前儒并如字。《論語》云“哀而不傷”是也。鄭氏改作“衷”，竹隆反。窈，烏了反。窕，徒了反。毛云：“窈窕，幽閑也。”王肅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恕音庶，本又作“念”。好，呼報反。逑音求。
[疏]“是以”至“之義也”。○正義曰：上既總言二《南》，又說《關雎》篇義，覆述上后妃之德由，言二《南》皆是正始之道，先美家內之化。是以《關雎》之篇，說后妃心之所樂，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心之所憂，憂在進舉賢女，不自淫恣其色；又哀傷處窈窕幽閒之女未得升進，思得賢才之人與之共事。君子勞神苦思，而無傷害善道之心，此是《關雎》詩篇之義也。毛意當然。定本“是《關雎》之義”，俗本“是”下有“以”者，誤也。鄭以“哀”為“衷”，言后妃衷心念恕在窈窕幽閒之善女，思使此女有賢才之行，欲令宮內和協而無傷害善人之心。馀與毛同。婦人謂夫為君子，上下之通名。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言求美德善女，使為夫嬪御，與之共事文王，五章皆是也。女有美色，男子悅之，故經傳之文通謂女人為色。淫者過也，過其度量謂之為淫。男過愛女謂淫女色，女過求寵是自淫其色。此言不淫其色者，謂后妃不淫恣已身之色。其者，其后妃也。婦德無厭，志不可滿，凡有情欲，莫不妒忌。唯后妃之心，憂在進賢，賢人不進，以為己憂。不縱恣己色，以求專寵，此生民之難事，而后妃之性能然，所以歌美之也。毛以為哀窈窕之人與后妃同德者也，后妃以已則能配君子，彼獨幽處未升，故哀念之也。既哀窈窕之未升，又思賢才之良質，欲進舉之也。哀窈窕還是樂得淑女也，思賢才還是憂在進賢也，殷勤而說之也。指斥詩文則憂在進賢，下三章是也。不淫其色，首章上二句是也。此詩之作，主美后妃進賢，所以能進賢者，由不淫其色，故先言不淫其色。序論作者之意，主在進賢，故先云進賢，所以經序倒也。鄭解哀字為異，其經亦與毛同。○箋“哀蓋”至“好逑”。○正義曰：以后妃之求賢女，直思念之耳，無哀傷之事在其閒也。經云“鍾鼓樂之”，“琴瑟友之”，哀樂不同，不得有悲哀也，故云“蓋字之誤”。箋所易字多矣，皆注云當為某字。此在《詩》初，故云蓋為疑辭。以下皆仿此。衷與忠，字異而義同，於文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故云恕之，謂念恕此窈窕之女，思使之有賢才，言不忌勝已而害賢也。無傷善之心，謂不用傷害善人。經稱眾妾有逑怨，欲令窈窕之女和諧，不用使之相傷害，故云“謂好逑也”。《論語》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即此序之義也。《論語》注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為滅傷其愛。”此以哀為衷，彼仍以哀為義者，鄭答劉炎云：“《論語》注人閒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后說。”是鄭以為疑，故兩解之也。必知毛異於鄭者，以此詩出於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此序是毛置篇端，若毛知其誤，自當改之，何須仍作哀字也？毛無破字之理，故知從哀之義。毛既以哀為義，則以下義勢皆異於鄭。思賢才，謂思賢才之善女也。無傷善之心，言其能使善道全也。庸人好賢則志有懈倦，中道而廢則善心傷。后妃能寤寐而思之，反側而憂之，不得不已，未嘗懈倦，是其善道必全，無傷缺之心。然則毛意無傷善之心，當謂三章是也。王肅云：“哀窈窕之不得，思賢才之良質，無傷善之心焉。若茍慕其色，則善心傷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后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箋云：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雎，七胥反。鳩，九尢反，鳥之有至別者。洲音州。興，虛應反，沈許甑反。案：興是譬諭之名，意有不盡，故題曰興。他皆放此。摯本亦作鷙，音至。別，彼竭反，下同。說音悅。樂音洛。諧，戶皆反。朝，直遙反。廷，徒佞反。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箋云：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為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謂三夫人以下。○好，毛如字，鄭呼報反。《兔罝》詩放此。逑音求，毛云“匹也”，本亦作仇，音同。鄭云“怨耦曰仇”。閒音閑，下同。耦，五口反。能為，于偽反。嫉音疾，徐音自后皆同。妒，丁路反，以色曰妒。
[疏]“關關”至“好逑”。○正義曰：毛以為關關然聲音和美者，是雎鳩也。此雎鳩之鳥，雖雌雄情至，猶能自別，退在河中之洲，不乘匹而相隨也，以興情至，性行和諧者，是后妃也。后妃雖說樂君子，猶能不淫其色，退在深宮之中，不褻瀆而相慢也。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妒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然處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也。以后妃不妒忌，可共以事夫，故言宜也。○鄭唯下二句為異，言幽閒之善女謂三夫人、九嬪，既化后妃，亦不妒忌，故為君子文王和好眾妾之怨耦者，使皆說樂也。○傳“關關”至“王化成”。○正義曰：《釋詁》云：“關關，雍雍，音聲和也。”是關關為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釋鳥》文。郭璞曰：“雕類也。今江東呼之為鶚，好在江邊沚中，亦食魚。”陸機《疏》云：“雎鳩，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鷲。而揚雄、許慎皆曰白鷢，似鷹，尾上白。”定本云“鳥摯而有別”，謂鳥中雌雄情意至厚而猶能有別，故以興后妃說樂君子情深，猶能不淫其色。傳為“摯”字，實取至義，故箋云“摯之言至，王雎之鳥，雄雌情意至然而有別”，所以申成毛傳也。俗本云“雎鳩，王雎之鳥”者，誤也。“水中可居者曰洲”，《釋水》文也。李巡曰：“四方皆有水，中央獨可居。”《釋水》又曰“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江有渚”，傳曰：“渚，小洲也。”《蒹葭》傳、《谷風》箋并云“小渚曰沚”，皆依《爾雅》為說也。《采蘩》傳曰：“沚，渚。”《鳧鹥》傳曰：“渚，沚。”互言以曉人也。《蒹葭》傳文云：“坻，小渚也。”不言小沚者，沚、渚大小異名耳，坻亦小於渚，故舉渚以言之。和諧者，心中和悅，志意諧適，每事皆然，故云“無不和諧”。又解以“在河之洲”為喻之意，言后妃雖悅樂君子，不淫其色，能謹慎貞固，居在幽閒深宮之內，不妄淫褻君子，若雎鳩之有別，故以興焉。后妃之德能如是，然后可以風化天下，使夫婦有別。夫婦有別，則性純子孝，故能父子親也，孝子為臣必忠，故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既敬，則朝廷自然嚴正。朝廷既正，則天下無犯非禮，故王化得成也。○傳“窈窕”至“好匹”。正義曰：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故箋言幽閒深宮是也。傳知然者，以其淑女已為善稱，則窈窕宜為居處，故云幽閒，言其幽深而閒靜也。揚雄云“善心為窈，善容為窕”者，非也。“逑，匹”，《釋詁》文。孫炎云：“相求之匹。”《詩》本作逑，《爾雅》多作仇，字異音義同也。又曰“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者，美后妃有思賢之心，故說賢女宜求之狀，總言宜求為君子好匹，則總謂百二十人矣。○箋“不嫉”至“以下”。○正義曰：下箋“三夫人、九嬪以下”，此直云“三夫人以下”，然則九嬪以下總謂眾妾，三夫人以下唯兼九嬪耳，以其淑女和好眾妾，據尊者，故唯指九嬪以上也。求菜論皆樂后妃之事，故兼言九嬪以下，總百二十人也。若然，此眾妾謂世婦、女御也。《周禮》注云：“世婦、女御不言數者，君子不茍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所以得有怨者，以其職卑德小，不能無怨，故淑女和好之。見后妃和諧，能化群下，雖有小怨，和好從化，亦所以明后妃之德也。此言百二十人者，《周南》王者之風，以天子之數擬之，非其時即然也。何者？文王為諸侯早矣，豈先無嬪妾一人，皆須后妃求之？且百二十人之數，《周禮》始置，鄭於《檀弓》差之：帝嚳立四妃，帝堯因焉；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夏增以九女為十二人，殷則增以二十七人為三十九人，至周增以八十一人為百二十人。當殷之時，唯三十九人，況文王為諸侯世子，豈有百二十人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荇，接余也。流，求也。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箋云：左右，助也。言后妃將共荇菜之菹，必有助而求之者。言三夫人、九嬪以下，皆樂后妃之樂。○參，初金反。差，初宜反，又初佳反。荇，衡猛反，本亦作莕，沈有并反。左右，王申毛如字；鄭上音佐，下音佑。“接余”音馀，本或作“菨荼”，非。共音恭，本或作供，下“共荇菜”并同。菹，阻魚反，字又作菹。嬪，鼻申反，內官名。樂音洛，又音岳。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寤，覺。寐，寢也。箋云：言后妃覺寐則常求此賢女，欲與之共已職也。○寤，五路反。寐，莫利反。覺，音教。
[疏]“參差”至“求之”。○毛以為后妃性既和諧，堪居后職，當共荇菜以事宗廟。后妃言此參差然不齊之荇菜，須嬪妾左右佐助而求之。由此之故，思求淑女。窈窕然幽閒貞專之善女，后妃寤寐之時常求之也。○鄭以為夫人、九嬪既不妒忌世婦、女御，又無怨爭，上下說樂，同化后妃，故於后妃將共參差之荇菜以事宗廟之時，則嬪、御之等皆競佐助后妃而求之，言皆樂后妃之事。既言樂助后妃，然后倒本其事，后妃今日所以得佐助者，由此幽閒之善女未得之時，后妃於覺寐之中常求之，欲與之共己職事，故得之也。○傳“荇接”至“宗廟”。○正義曰：《釋草》云：“莕，接余，其葉符。”陸機《疏》云“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員，徑寸馀，浮在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肥美可案酒”是也。定本“荇，接余也”，俗本“荇”下有“菜”字，衍也。“流，求”，《釋言》文也。所以論求菜事以美后妃者，以德不和諧，不當神明，則不能事宗廟。今后妃和諧，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案《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荇菜者，以殷禮。詩詠時事，故有之。言“備庶物”者，以荇菜亦庶物之一，不謂今后妃盡備庶物也。《禮記·祭統》曰：“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茍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是祭必備庶物也。此經序無言祭事，知事宗廟者，以言“左右流之”，助后妃求荇菜。若非祭菜，后不親采。《采蘩》言夫人奉祭，明此亦祭也。○箋“左右”至“之事”。○正義曰：“左右，助也”，《釋詁》文。此章未得荇菜，故助而求之。既得，故四章論“采之”。采之既得，故卒章言“擇之”。皆是淑女助后妃，故每云“左右”。此章始求，謂未當祭時，故云“將共荇菜”。四章“琴瑟友之”，卒章“鍾鼓樂之”，皆謂祭時，故箋云“共荇菜之時”也。此云“助而求之”，謂未祭時亦贊助也，故《天官·九嬪職》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世婦職》云：“祭之日，蒞陳女官之具，凡內羞之物。”《女御職》曰：“凡祭祀，贊世婦。”《天官·序官》注云：“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之事。”明祭時皆在，故下章論祭時皆有淑女之文，明贊助可知也。此九嬪以下兼世婦、女御也。言“皆樂后妃之事”者，明既化其德，又樂其事，見后妃德盛感深也。事者，荇菜之事也。事為勞務，尚能樂之，況於其德乎！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服，思之也。箋云：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己職事當誰與共之乎！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悠，思也。箋云：思之哉！思之哉！言已誠思之。臥而不周曰輾。○悠音由。輾，本亦作展，哲善反，呂忱從車、展。鄭云“不周曰輾”，注本或作“臥而不周”者，剩二字也。
[疏]“求之”至“反側”。○毛以為后妃求此賢女之不得，則覺寐之中服膺念慮而思之。又言后妃誠思此淑女哉！誠思此淑女哉！其思之時，則輾轉而復反側，思念之極深也。○鄭唯以服為事，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已職事當誰與共之。馀同也。○傳“服，思之也”。○正義曰：王肅云：“服膺思念之。”箋以《釋詁》文“服，事也”，本求淑女為已職事，故易之也。○箋“臥而不周曰輾”。○正義曰：《書傳》曰“帝猶反側晨興”，則反側亦臥而不正也。反側既為一，則輾轉亦為一，俱為臥而不周矣。箋獨以輾為不周者，辨其難明，不嫌與轉異也。《澤陂》云“輾轉伏枕”，伏枕，據身伏而不周，則輾轉同為不周，明矣。反側猶反覆，輾轉猶婉轉，俱是回動，大同小異，故《何人斯》箋“反側，輾轉”是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箋云：言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采之者。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宜以琴瑟友樂之。箋云：同志為友。言賢女之助后妃共荇菜，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共荇菜之時，樂必作。
[疏]“參差”至“友之”。○毛以為后妃本已求淑女之意，言既求得參差之荇菜，須左右佐助而采之，故所以求淑女也，故思念此處窈窕然幽閒之善女，若來，則琴瑟友而樂之。思設樂以待之，親之至也。○鄭以為后妃化感群下，既求得之，又樂助采之。言參差之荇菜求之既得，諸嬪御之等皆樂左右助而采之，既化后妃，莫不和親，故當共荇菜之時，作此琴瑟之樂，樂此窈窕之淑女。其情性之和，上下相親，與琴瑟之音宮商相應無異，若與琴瑟為友然，共之同志，故云琴瑟友之。○傳“宜以琴瑟友樂之”。○正義曰：此稱后妃之意。后妃言已思此淑女，若來，已宜以琴瑟友而樂之。言友者，親之如友。下傳曰“德盛者宜有鍾鼓之樂”，與此章互言也。明淑女若來，琴瑟鍾鼓并有，故此傳并云“友樂之”，亦逆取下章之意也。以樂有二等，相分以著義。琴瑟，樂之細者，先言之，見其和親。鍾鼓，樂之大者，故卒章言之，顯其德盛。毛氏於序不破“哀”字，則此詩所言，思求淑女而未得也，若得，則設琴瑟鍾鼓以樂此淑女。故孫毓述毛云：“思淑女之未得，以禮樂友樂之。”是思之而未致，樂為淑女設也。知非祭時設樂者，若在祭時，則樂為祭設，何言德盛？設女德不盛，豈祭無樂乎？又琴瑟樂神，何言友樂也？豈得以祭時之樂，友樂淑女乎？以此知毛意思淑女未得，假設之也。○箋“同志為友”。○正義曰：人之朋友，執志協同。今淑女來之，雍穆如琴瑟之聲和，二者志同，似於人友，故曰“同志為友”。琴瑟與鍾鼓同為祭時，但此章言采之，故以琴瑟為友以韻之；卒章云芼，故以鍾鼓為樂以韻之，俱祭時所用，而分為二等耳。此箋“樂必作”，兼下鍾鼓也。下箋“琴瑟在堂”，亦取此云“琴瑟友之”，言淑女以琴瑟為友。下云“鍾鼓樂之”，共荇菜之事，為鍾鼓樂淑女。二文不同者，因事異而變其文。以琴瑟相和，似人情志，故以友言之；鍾鼓鏗宏，非情志可比，故以樂言之，見祭時淑女情志之和，而因聽祭樂也。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芼，擇也。箋云：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擇之者。○芼，毛報反。
[疏]傳“芼，擇也”。○正義曰：《釋言》云：“芼，搴也。”孫炎曰：“皆擇菜也。”某氏曰：“搴猶拔也。”郭璞曰：“拔取菜也。”以搴是拔之義。《史記》云“斬將搴旗”，謂拔取敵人之旗也。芼訓為“拔”，而此云“芼之”，故知拔菜而擇之也。
窈窕淑女，鍾鼓樂之。德盛者宜有鍾鼓之樂。箋云：琴瑟在堂，鍾鼓在庭，言共荇菜之時！上下之樂皆作，盛其禮也。○“樂之”音洛，又音岳。或云協韻，宜五教反。
[疏]箋“琴瑟”至“其禮”。○正義曰：知“琴瑟在堂，鍾鼓在庭”者，《皋陶謨》云“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乃云“下管鼗鼓”，明琴瑟在上，鼗鼓在下。《大射禮》頌鍾在西階之西，笙鍾在東階之東，是鍾鼓在庭也。此詩美后妃能化淑女，共樂其事，既得荇菜以祭宗廟，上下樂作，盛此淑女所共之禮也。樂雖主神，因共荇菜，歸美淑女耳。
《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五章是鄭所分，“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后放此。
[疏]自古而有篇章之名，與詩體俱興也，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為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為一言。《左氏》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謂第四句，不敢告人也，及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為一言也。秦、漢以來，眾儒各為訓詁，乃有句稱。《論語》注云“此‘我行其野’之句”是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篇者遍也，言出情鋪，事明而遍者也。然字之所用，或全取以制義，“關關雎鳩”之類也。或假辭以為助，者、乎、而、只、且之類也。句者聯字以為言，則一字不制也。以詩者申志，一字則言蹇而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即“祈父”、“肇禋”之類也。三字者，“綏萬邦”、“婁豐年”之類也。四字者，“關關雎鳩”、“窈窕淑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彼筑室於道謀”、“尚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也。其外更不見九字、十字者。摯虞《流外論》云《詩》有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遍檢諸本，皆云《泂酌》三章，章五句，則以為二句也。顏延之云：“《詩》體本無九言者，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仲冶之言，未可據也。”句字之數，四言為多，唯以二三七八者，將由言以申情，唯變所適，播之樂器，俱得成文故也。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耳。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為辭，雖在句中，不以為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為韻。之者，“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之類也。兮者，“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也。矣者，“顏之厚矣”、“出自口矣”之類也。也者，“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之類也。《著》“俟我于著乎而”，《伐檀》“且漣猗”之篇，此等皆字上為韻，不為義也。然人志各異，作詩不同，必須聲韻諧和，曲應金石，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之體者，則“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徐，既亟只且”之類是也。章者，積句所為，不限句數也，以其作者陳事，須有多少章總一義，必須意盡而成故也。累句為章，則一句不可，二句得為之，《盧令》及《魚麗》之下三章是也。其三句則《麟趾》、《甘棠》、《騶虞》之類是也。其多者，《載芟》三十一句，《閟宮》之三章三十八句，自外不過也。篇之大小，隨章多少。風、雅之中，少猶兩章以上，即《騶虞》、《渭陽》之類是也。多則十六以下，《正月》、《桑柔》之類是也。唯《周頌》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鳥》，皆一章者。以其風、雅敘人事，刺過論功，志在匡救，一章不盡，重章以申殷勤，故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太平德洽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寫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此則論功頌德之詩，亦殷勤而重章也。雖云盛德所同，《魯頌》實不及制，故頌體不一也。高宗一人，而《玄鳥》一章，《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或以武丁之德，上不及成湯，下又逾於魯僖。論其至者，同於太平之歌；述其祖者，同於論功之頌。明成功有大小，其篇詠有優劣。采立章之法，不常厥體，或重章共述一事，《采蘋》之類；或一事疊為數章，《甘棠》之類；或初同而末異，《東山》之類；或首異而末同，《漢廣》之類；或事訖而更申，《既醉》之類；或章重而事別，《鴟鸮》之類。《何草不黃》，隨時而改色；《文王有聲》，因事而變文；“采采芣苡”，一章而再言；《賓之初筵》，三章而一發。或篇有數章，章句眾寡不等；章有數句，句字多少不同，皆由各言其情，故體無恒式也。《東山·序》云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不謂末章為卒章。及《左傳》曰《七月》之卒章，又《揚之水》卒章者，《東山》分別章意，從一而終於四，故不言卒章也。《左傳》言卒章者，卒，終也，言終篇之章。言卒者，對始也。終篇為卒章，則初篇為首章矣，故鄭注《禮記》云“《緇衣》之首章”是也。若然，言卒者，對首也，則《武》唯一章，而《左傳》曰“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者，以‘耆定爾功’是章之卒句故也。《大司樂》注云“《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者，正謂其卒篇。謂之章者，乘上《騶虞》為樂章，故言“在《召南》之卒章”也。定本章句在篇后。《六藝論》云“未有若今傳訓章句”，明為傳訓以來，始辨章句。或毛氏即題，或在其后人，未能審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