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奉敕撰
夫天育蒸民，無主則亂；立君治亂，事資賢輔。但天皇地皇之日，無事安民。降自燧皇，方有臣矣。是以《易·通卦驗》云：“天地成位，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名。”注云：“三名，公、卿、大夫。”又云：“燧皇始出，握機矩表計，置其刻日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注云：“拒燧皇，謂人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丁菲：“所謂人皇九頭，兄弟九人，別長九州者也。”是政教君臣，起自人皇之世，至伏羲因之。故《文耀鉤》云：“伏羲作《易》名官者也。”又案《論語撰考》云：“黃帝受地形象天文以制官。”伏羲已前，雖有三名，未必具立官位，至黃帝名位乃具。是以《春秋緯·命歷序》云：“有九頭紀，時有臣，無官位尊卑之別。”燧皇、伏羲既有官，則其間九皇六十四民有官明矣，但無文字以知其官號也。案《左傳》昭十七年云：“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杜氏注云：“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已姓之祖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云紀，故為云師而云名。”注云：“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紀事，百官師長皆以云為名號，縉云氏蓋其一官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注云：“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也。”“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注云：“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皞后，亦受水瑞，以水名官也。”“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注云：“大皞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也。”“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又云“鳳鳥氏歷正”之類，又以五鳥、五鳩、九扈、五雉并為官長，亦皆有屬官，但無文以言之。若然，則自上以來，所云官者，皆是官長，故皆云師以目之。又云：“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是以少皞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徵；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事即司徒、司馬之類是也。若然，前少皞氏言祝鳩氏為司徒者，本名祝鳩，言司徒者，以后代官況之。自少皞以上，官數略如上說，顓頊及堯官數雖無明說，可略而言之矣。案昭二十九年，魏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蔡墨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注云：“窮桑，帝少皞之號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故《外傳》犁為高辛氏之火正，此皆顓頊時之官也。案《鄭語》云：“重、犁為高辛氏火正。”故《堯典》注：“高辛氏之世，命重為南正，司天；犁為火正，司地。”以高辛與顓頊相繼無隔，故重、犁事顓頊，又事高辛，若稷、契與禹事堯又事舜。是以昭十七年服注“顓頊”之下云：“春官為木正，夏官為火正，秋官為金正，冬官為水正，中官為土正。”高辛氏因之，故《傳》云“遂濟窮桑”，窮桑，顓頊所居，是度顓頊至高辛也。若然，高辛時之官，唯有重、犁及春之木正之等，不見更有馀官也。至於堯舜，官號稍改。《楚語》云“堯復育重、犁之后”，重、犁之后，即羲、和也。是以《堯典》云“乃命羲和”，注云：“高辛之世，命重為南正，司天；犁為火正，司地。堯育重、犁之后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於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是天官，稷也；地官，司徒也。又云“分命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和仲”、“申命和叔”，使分主四方。注：“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四時，又命四子為之官。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是有六官。”案下“驩兜曰共工”，注：“共工，水官也。”至下舜求百揆，禹讓稷、契暨咎繇，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注：“稷，棄也。初，堯天官為稷。”又云“帝曰契，百姓不親，汝作司徒”，又云“帝曰咎繇，汝作士”。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前功。下文云“舜命伯夷為秩宗”，舜時官也。以先后參之，唯無夏官之名。以馀官約之，《夏傳》云司馬在前，又后代況之，則羲叔為夏官，是司馬也。故分命仲叔，注云官名，蓋春為秩宗，夏為司馬，秋為士，冬為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鄭玄分陰陽為四時者，非謂時無四時官，始分陰陽為四時，但分高辛時重、黎之天地官，使兼主四時耳。而云仲叔，故云：“掌天地者其曰伯乎”。若然，《堯典》云伯禹作司空，四時官不數之者，鄭云：“初，堯冬官為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圣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舍司空之職，為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案《堯典》又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鄭注云：“堯末時，羲、和之子皆死，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薦舉。”下又云“帝曰四岳，湯湯洪水，有能俾乂”，鄭云：“四岳，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唯驩兜、共工、放齊、<骨玄>四人而已，其馀四人，無文可知。案《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四岳之外，更有百揆之官者。但堯初天官為稷，至堯試舜天官之任，謂之百揆。舜即真之后，命禹為之，即天官也。案《尚書傳》云“惟元祀巡狩四岳八伯”，注云：“舜格文祖之年，堯始以羲、和為六卿，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岳之事，是為四岳，出則為伯。其后稍死，驩兜、共工求代，乃置八伯。”元祀者，除堯喪、舜即真之年。九州言八伯者，據畿外八州。鄭云“畿內不置伯，鄉遂之吏主之”。案《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鄭注云：“有虞氏官蓋六十，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不得如此記也。”《昏義》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云蓋夏制依此差限，故不從記文。但虞官六十，唐則未聞。堯舜道同，或皆六十，并屬官言之，則皆有百。故成王《周官》云“唐虞建官惟百”也。若然，自高陽已前，官名略言於上，至於帝嚳官號，略依高陽，不可具悉。其唐虞之官，惟四岳、百揆與六卿，又《堯典》有典樂、納言之職，至於馀官，未聞其號。夏官百有二十，公、卿、大夫、元士具列其數。殷官二百四十，雖未具顯，案《下曲禮》云六大、五官、六府、六工之等，鄭皆云“殷法”，至於屬官之號，亦蔑云焉。案《昏義》云三公九卿者，六卿并三孤而言九，其三公又下兼六卿，故《書傳》云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各兼二卿。案《顧命》太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衛侯為司寇，則周時三公各兼一卿之職，與古異矣。但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所以象天立官，而官益備。此即官號沿革，粗而言也。
◎序周禮廢興
周公制禮之日，禮教興行。后至幽王，禮儀紛亂，故孔子云諸侯專行征伐，“十世希不失”。鄭注云：“亦謂幽王之后也。”故晉侯趙簡子見儀，皆謂之“禮”，孟僖子又不識其儀也。至於孔子更脩而定之時，已不具，故《儀禮》注云：“后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於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至孔子卒后，復更散亂。故《藝文志》云：“昔仲尼沒，微言絕，七十二弟子喪而大義乖。諸子之書，紛然散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又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逾法度，惡其周亡，滅去其藉，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至高堂生博士傳十七篇。孝宣世，后倉最明禮，戴德、戴圣、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案《儒林傳》：“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戴德、戴圣。”鄭云“五傳弟子”，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圣，是為五也。此所傳者，謂十七篇，即《儀禮》也。《周官》，孝武之時始出，秘而不傳。《周禮》后出者，以其始皇特惡之故也。是以《馬融傳》云：“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眾儒并出共排，以為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跡，跡具在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并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眾、賈逵往受業焉。眾、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傳相證明為《解》，逵《解》行於世，眾《解》不行。兼攬二家，為備多所遺闕。然眾時所解說，近得其實，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失之矣。逵以為六鄉大夫，則冢宰以下及六遂，為十五萬家，縆千里之地，甚謬焉。此比多多，吾甚閔之久矣。”六鄉之人，實居四同地，故云縆千里之地者，誤矣。又六鄉大夫，冢宰以下，所非者不著。又云“多多”者，如此解不著者多。又云：“至六十，為武都守。郡小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書》、《詩》、《禮》傳，皆訖。惟念前業未畢者唯《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案《藝文志》云：“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書經傳諸子詩賦。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奏其《七略》，故有《六藝》、《七略》之屬。”歆之錄，在於哀帝之時，不審馬融何云“至孝成皇帝，命劉向、子歆考理秘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者。成帝之時，蓋劉向父子并被帝命，至向卒，哀帝命歆卒父所脩者，故今文乖，理則是也。故鄭玄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眾，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又云：“玄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捃秘逸。謂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粗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于世。今贊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其名《周禮》為《尚書》‘周官’者，周天子之官也。《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是言蓋失之矣。案：《尚書·盤庚》、《康誥》、《說命》、《泰誓》之屬，三篇《序》皆云‘某作若干篇’，今多者不過三千言。又《書》之所作，據時事為辭，君臣相誥命之語。作《周官》之時，周公又作《立政》，上下之別，正有一篇。《周禮》乃六篇，文異數萬，終始辭句，非書之類，難以屬之。時有若茲，焉得從諸？”又云：“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然則《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成于鄭玄，附離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玄遍覽群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大平之變，故能答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故鄭氏傳曰，玄以為“括囊大典，網羅眾家”，是以《周禮》大行，后王之法。《易》曰“神而化之，存乎其人”，此之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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