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氏傳》序○陸曰：“此元凱所作。既以釋經，故依例音之。本或題為‘春秋左傳序’者。沈文何以為‘釋例序’，今不用。”
[疏]正義曰：此序題目，文多不同，或云：“春秋序”，或云“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傳序”。案晉宋古本及今定本并云“春秋左氏傳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此本“釋例序”，后人移之於此，且有題曰“春秋釋例序”，置之《釋例》之端。今所不用。晉大尉劉寔與杜同時人也，宋大學博士賀道養去杜亦近，俱為此序作注，題并不言“釋例序”，明非“釋例序”也。又晉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晉世言五經音訓，為此序作音。且此序稱“分年相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是言為《集解》作序也。“又別集諸例，從而釋之，名曰《釋例》。異同之說，《釋例》詳之”。是其據《集解》而指《釋例》，安得為“釋例序”也？序與敘，音義同。《爾雅·釋詁》云：“敘，緒也。”然則舉其綱要，若繭之抽緒。孔子為《書》作《序》，為《易》作《序卦》，子夏為《詩》作《序》，故杜亦稱《序》，序《春秋》名義、經傳體例及已為解之意也。此序大略，凡有十一段，明義以“春秋”是此書大名，先解立名之由。自“春秋”至“所記之名也”，明史官記事之書、名曰“春秋”之義。自“周禮有史官”至“其實一也”。明天子諸侯皆有史官、必須記事之義。自“韓宣子適魯”至“舊典禮經也”。言周史記事、褒貶得失、本有大法之意。自“周德既衰”至“從而明之”，言典禮廢缺、善惡無章，故仲尼所以脩此經之意。自“左丘明受經於仲尼”至“所脩之要故也”，言丘明作傳，務在解經，而有無傳之意。自“身為國史”至“然后為得也”，言經旨之表不應，須傳有通經之意。自“其發凡以言例”至“非例也”，言丘明傳有三等之體。自“故發傳之體有三”至“三叛人名之類是也”，言仲尼脩經有五種之例。自“推此五體”至“人倫之紀備矣”，總言圣賢大趣足以周悉人道，所說經、傳理畢，故以此言結之。自“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至“《釋例》詳之也”，言已異於先儒，自明作《集解》、《釋例》之意。自“或曰《春秋》之作”下盡“亦無取焉”，大明《春秋》之早晚、始隱終麟、先儒錯繆之意。賈逵《大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魯君子左丘明作傳。”據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此經既遭焚書而亦廢滅。及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后，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馀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漢武帝時，河間獻《左氏》及古文《周官》。光武之世，議立《左氏》學，公羊之徒上書訟《公羊》抵《左氏》，《左氏》之學不立。成帝時，劉歆校秘書，見府中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釋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圣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二弟子后，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問向，向不能非也。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於大常博士，責讓之。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通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抵《公羊》、《穀梁》，帝賜布五百匹。又與《左氏》作《長義》。至鄭康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自此以后，二傳遂微，《左氏》學顯矣。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
[疏]“春秋”至“名也”。○人臣奉主，品目不同。掌事曰司，掌書曰史。史官記事，為書立名，以“春秋”二字為記事之書名也。
○正義曰：從此以下至“所記之名也”，明史官記事之書名曰“春秋”之意。“春秋”之名，經無所見，唯傳記有之。昭二年，韓起聘魯，稱“見《魯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禮·坊記》云：“《魯春秋》記晉喪曰‘其君之子奚齊’。”又《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之前，則知未修之時舊有“春秋”之目。其名起遠，亦難得而詳。《禮記·內則》稱五帝有史官，既有史官，必應記事，但未必名為“春秋”耳。據周世法則，每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獨言“魯史記”者，仲尼脩魯史所記，以為《春秋》，止解仲尼所修《春秋》，故指言魯史，言脩魯史《春秋》以為褒貶之法也。
記事者，以事系日。○系，工帝反。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別，彼列反。
[疏]“記事”至“異也”。既辨“春秋”之名，又言記事之法。系者，以下綴上、以末連本之辭。言於此日而有此事，故以事系日；月統日，故以日系月；時統月，故以月系時；年統時，故以時系年：所以紀理年月遠近，分別事之同異也。若“隱三年，春，王二月，已巳，日有食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類，是事之所系年時月日四者皆具文也。史之所記，皆應具文，而《春秋》之經文多不具，或時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系月、月而無時者。史之所記，日必系月，月必系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有日無月者十四，有月無時者二，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后人脫誤。四時必具，乃得成年，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二者皆有月而無時。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書其月，當是仲尼之后寫者脫漏。其日不系於月，或是史先闕文，若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丑，計一時之間再有此日，雖欲改正，何以可知？仲尼無以復知，當是本文自闕，不得不因其闕文，使有日而無月。如此之類，蓋是史文先闕，未必后人脫誤。其時而不月、月而不日者，史官立文，亦互自有詳略，何則？案經朝聘、侵伐、執殺大夫、土功之屬，或時或月未有書日者；其要盟、戰敗、崩薨、卒葬之屬，雖不盡書日，而書日者多，是其本有詳略也。計記事之初日月應備，但國史總集其事，書之於策，簡其精粗，合其同異，量事而制法，率意以約文，史非一人，辭無定式，故日月參差，不可齊等。及仲尼脩故，因魯史成文，史有詳略，日有具否，不得不即因而用之。案經傳書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向倍，此則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且他國之告有詳有略，若告不以日，魯史無由得其日而書之，如是，則當時之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當時已自不具，仲尼從后脩之，舊典參差，日月不等，仲尼安能盡得知其日月皆使齊同？去其日月，則或害事之先后；備其日月，則古史有所不載，自然須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略之，亦既自有詳略，不可以為褒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為例。其以日月為義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丘明發傳，唯此二條。明二條以外，皆無義例。既不以日為例，獨於此二條見義者，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病則親問，斂則親與。卿佐之喪，公不與小斂，則知君之恩薄。但是事之小失，不足以貶人君。君自不臨臣喪，亦非死者之罪，意欲垂戒於后，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輕賤，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見義也。日食者，天之變。甲乙者，歷之紀。朔是日月之會，其食必在朔日，是故史書日食必記月朔。朔有甲乙，乃可推求，故日有食之，須書朔日。日與不日，唯此而已。月與不月，傳本無義。《公羊》、《穀梁》之書，道聽涂說之學，或日或月，妄生褒貶。先儒溺於二傳，橫為《左氏》造日月褒貶之例，故杜於大夫卒例備詳說之。仲尼刊定日無褒貶，而此序言史官記事必系日月時年者，自言記事之體須有所系，不言系之具否皆有義例也。《春秋·感精符》曰：“日者，陽之精，耀魄光明，所以察下也。”《淮南子》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劉熙《釋名》曰：“日，實也，光明盛實。”是說日之義也。日之在天，隨天轉運，出則為晝，入則為夜，故每一出謂之一日。日之先后，無所分別，故圣人作甲乙以紀之。《世本》云：“容成造歷，大橈作甲子。”宋忠注云：“皆黃帝史官也。”《感精符》曰：“月者，陰之精，地之理也”。《淮南子》曰：“積陰之寒氣久者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劉熙《釋名》曰：“月，闕也，滿而闕也。”是說月之義也。月之行天，其疾於日十三倍有馀，積二十九日過半而行及日與月相會。張衡《靈憲》曰：“日譬火，月譬水，火外光，水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然則以明一盡謂之一月，所以總紀諸月也。三月乃為一時，四時乃為一年，故遞相統攝，紀理庶事。“紀遠近”者，前年遠於后年，后月近於前月，異其年月，則遠近明也。“別同異”者，共在月下，則同月之事；各系其月，則異月之事：觀其月則異同別矣。若然，言正月二月則知是春，四月五月則知是夏，不須以月系時，足明遠近同異。必須以月系時者，但以日月時年各有統屬，史官記事，唯須順敘，時既管月，不得不以月系時。案經未有重書月者，日則有之。桓十二年，冬，十有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一日再書者，史本異文，仲尼從而不改，故杜云：“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成文也。”
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錯，七各反，下皆同。
[疏]“故史”至“名也”。○將解名曰“春秋”之意，先說記事主記當時之事。事有先后，須顯有事之年。表，顯也。首，始也。事系日下，年是事端，故史之所記必先顯其年，以為事之初始也。年有四時，不可遍舉四字以為書號，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以為所記之名也。春先於夏，秋先於冬，舉先可以及后，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見冬，故舉二字以包四時也。“春秋”二字是此書之總名，雖舉“春秋”二字，其實包冬夏四時之義。四時之內，一切萬物生植孕育盡在其中。《春秋》之書，無物不包，無事不記，與四時義同，故謂此書為《春秋》。《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詩·魯頌》云：“春秋匪解，享祀不忒。”鄭箋云：“春秋，猶言四時也”。是舉春秋足包四時之義。年、歲、載、祀，異代殊名，而其實一也。《爾雅·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曰：“夏歲，商祀，周年，唐虞載，各自紀事，堯舜三代示不相襲也”。孫炎曰：“載，始也，取物終更始也。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年穀一熟也。”是其名別而實同也。此四者，雖代有所尚，而名興自遠，非夏代始有歲名，周時始有年稱。何則？《堯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是於唐虞之世，巳有年歲之言。記事者，則各從所尚，常語者，則通以為言，故虞亦稱年，周亦稱歲。周詩《唐風》稱“百歲之后”，是周之稱歲也。四時之名，春夏秋冬，皆以時物為之號也。《禮記·鄉飲酒義》曰：“春之為言蠢也，夏之為言假也，秋之為言揪也。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漢書·律歷志》云：“春，蠢也，物蠢生也。夏，假也，物假太也。秋，即由反也，物斂也。冬，終也，物終藏之也。”是解四時異名之義也。史之記事，一月無事不空舉月，一時無事必空舉時者，蓋以四時不具，不成為歲，故時雖無事，必虛錄首月，其或不錄，皆是史之闕文。隱六年空書“秋，七月”，注云：“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桓四年不書秋冬，注云：“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是其說也。然一時無事則書首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者，杜雖於彼無注，《釋例》以為闕謬。“春秋”之名，錯舉而已，后代儒者，妄為華葉。賈逵云“取法陰陽之中。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賀道養云“春貴陽之始，秋取陰之初”。計“春秋”之名，理包三統，據周以建子為正言之，則春非陽中，秋非陰中；據夏以建寅為正言之，則春非陽始，秋非陰初，乃是竅混沌而畫蛇足，必將夭性命而失卮酒。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
[疏]“周禮”至“國史”。○既解名曰“春秋”之意，又顯記事之人。春官宗伯之屬有“大史下大夫二人”、“小史中士八人”、“內史中大夫一人”、“外史上士四人”、“御史中士八人”。雖復各有所職，俱是掌書之官。
○正義曰：《周禮·春官·小史職》曰：“掌邦國之志。”《內史職》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外史職》曰：“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于四方。”今杜氏序云“掌邦國四方之事”者，“掌邦國”取《小史職》文，“四方之事”取《內史職》文，杜總括兩史，共成此語。諸侯官屬雖難備知，要傳記每說諸侯之史，知諸侯亦各有國史也。《周禮》言“邦國”者，乃謂畿外諸侯之國也。國在四表，故言“四方”。云“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者，謂四方有書來告，內史讀以白王也。告王之后，則小史主掌之，故云“掌邦國之志”。內史雖云讀四方之事書，其實國內史策，皆內史所掌，故其職掌八柄及策命之事也。然則內史、小史，既主國內，又主四方來告之事，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國史承告而書”是也。杜此序又云“達四方之志”，取《外史職》文。案《外史職》云“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四方”，今移“達”字於“四方之志”上，如杜之意，外史達此國內之志，以告四方，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同盟然后告名，赴者之禮”是也。然則“掌邦國四方之事”者，據此承受他國之赴也；“達四方之志”者，據已國有事赴告他國也。《春秋》既有內外二種，故杜翦撮天子之史，取外史、內史兩文。《周禮》諸史雖皆掌書，仍不知所記《春秋》定是何史。蓋天子則內史主之，外史佐之，諸侯蓋亦不異。但春秋之時不能依禮，諸侯史官多有廢闕，或不置內史，其策命之事，多是大史，則大史主之，小史佐之。劉炫以為《尚書》周公封康叔，戒之《酒誥》，其經曰“大史友，內史友”。如彼言之，似諸侯有大史、內史矣。但遍檢記傳，諸侯無內史之文。何則？《周禮·內史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傳說襄王使“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是天子命臣，內史掌之。襄三十年傳稱鄭“使大史命伯石為卿”，是諸侯命臣，大史掌之。諸侯大史當天子內史之職，以諸侯兼官無內史故也。鄭公孫黑強與薰隧之盟，使大史書其名，齊大史書崔杼弒其君，晉大史書趙盾弒其君，是知諸侯大史主記事也。南史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當是小史也。若然，襄二十三年傳稱“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言外史，則似有內史矣。必言諸侯無內史者，閔二年傳稱史華龍滑與禮孔曰“我，大史也”，文十八年傳稱魯有“大史克”，哀十四年傳稱齊有“大史子馀”，諸國皆言大史，安得有內史也？季孫召外史者，蓋史官身居在外，季孫從內召之，故曰外史，猶史居在南，謂之南史耳。南史、外史，非官名也。《藝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戒。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禮記·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雖左右所記二文相反，要此二者皆言左史右史。《周禮》無左右之名，得稱左右者，直是時君之意，處之左右，則史掌之事因為立名，故傳有“左史倚相”。掌記左事，謂之左史，左右非史官之名也。左是陽道，陽氣施生，故令之記動。右是陰道，陰氣安靜，故使之記言。《藝文志》稱“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誤耳。上言“魯史記”，則諸侯各有史可知，又言諸侯各有國史者，方說諸侯各有《春秋》，重詳其文也。
大事書之於策，○策，本又作“冊”，亦作“筴”，同，初革反。小事簡牘而已。○牘，徒木反。
[疏]“大事”至“而已”。○既言尊卑皆有史官，又論所記簡策之異。《釋器》云“簡謂之畢”，郭璞云“今簡札也”。許慎《說文》曰：“簡，牒也。牘，書版也。”蔡邕《獨斷》曰：“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鄭玄注《中庸》亦云“策，簡也”。由此言之，則簡、札、牒、畢，同物而異名。單執一札謂之為簡，連編諸簡乃名為策，故於文“策”或作“冊”，象其編簡之形。以其編簡為策，故言策者簡也。鄭玄注《論語序》以《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所用，故與六經異也。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并容數行。凡為書，字有多有少，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乃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聘禮記》曰：“若有故則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鄭玄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版也。”是其字少則書簡，字多則書策。此言大事小事，乃謂事有大小，非言字有多少也。大事者，謂君舉告廟及鄰國赴告，經之所書皆是也。小事者，謂物不為災及言語文辭，傳之所載皆是也。大事后雖在策，其初亦記於簡。何則？弒君大事，南史欲書崔杼，執簡而往，董狐既書趙盾，以示於朝，是執簡而示之，非舉策以示之，明大事皆先書於簡，后乃定之於策也。其有小事，文辭或多，如呂相絕秦，聲子說楚，字過數百，非一牘一簡所能容者，則於眾簡牘以次存錄也。杜所以知其然者，以隱十一年傳例云“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明是大事來告，載之策書也。策書不載，丘明得之，明是小事傳聞，記於簡牘也。以此知仲尼脩經皆約策書成文，丘明作傳皆博采簡牘眾記。故隱十一年注云“承其告辭，史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於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也。又莊二十六年經皆無傳，傳不解經，注云“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是言經據策書，傳馮簡牘，經之所言其事大，傳之所言其事小，故知小事在簡，大事在策也。
《孟子》曰：楚謂之《梼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孟子》，書名。姓孟，名軻，字子輿，鄹邑人。與齊宣王同時人。著此書。梼，徒刀反。杌，五忽反。梼杌，四兇之一。杜云“頑兇無儔匹之貌”。乘，繩證反，車乘也。一云兵乘。
[疏]“孟子曰”至“一也”。○既言簡、策之異，又說諸國別名。孟子，姓孟，名軻，字子輿，鄒邑人也。當六國之時，師事孔子之孫子思，脩儒術之道，著書七篇。其第四《離婁》篇云：“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晉謂之‘乘’，楚謂之“梼杌”，魯謂之‘春秋’，一也。”其言與此小異，是杜足“其實”二字，使成文也。彼趙岐注云：“‘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為名。‘梼杌’者，嚚兇之類，興於記惡之戒，因以為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是三者立名雖異，記事則同，故云“其實一也”。序發首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故引此以為證。且明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魯有《春秋》，仲尼得因而脩之也。案《外傳》：申叔時、司馬侯乃是晉、楚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與“梼杌”。然則“春秋”是其大名，晉、楚私立別號，魯無別號，故守其本名。賈逵云“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史記與周禮同名”。然則晉、楚豈當自知不備，故別立惡名？
韓宣子適魯，○宣子，名起，晉大夫。適魯，在昭二年。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盡，津忍反，后放此。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王，于況反，又如字。
[疏]“韓宣”至“以王”。○既言諸國有書，欲明魯最兼備，故云此。
○正義曰：此昭二年傳文也。宣子，晉卿，名起，食邑於韓，因以為氏。謚曰宣子者，有德之稱。為昭公新立，身新為政，故來聘魯，因觀書於大史氏，見此書而發言。杜注彼以為《易·象》即今《周易》上下經之《象》辭也，《魯春秋》謂魯史記之策書也。《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故見《春秋》知周公之德，見《易·象》知周之所以王也。文王能制此典，即是身有圣德，圣不空生，必王天下。周室之王，文王之功，故觀其書，知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也。文王身處王位，故以王言之。周公不王，故以德屬之。人異，故文異。傳言觀書大史，則所觀非一，而獨言《易·象》、《魯春秋》者，韓子主美文王、周公，故特言之。《易·象》，魯無增改，故不言“魯易象”。《春秋》雖是周法所記，乃是魯事，故言“魯春秋”也。《春秋》、《易·象》，晉應有之，韓子至魯方乃發嘆者，味其義，善其人，以其舊所未悟，故云今始知，示其嘆美之深，非是素不見也。《易·下系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則謂《易·象》，爻彖之辭也。鄭玄案據此文，以為《易》是文王所作。鄭眾、賈逵、虞翻、陸績之徒，以《易》有“箕子之明夷”、“東鄰殺牛”，皆以為《易》之爻辭周公所作。杜雖無明解，似同鄭說。
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
[疏]“韓子”至“經也”。○序言史官所書，舊有成法，故引韓子之事，以此言結之。韓子所見《魯春秋》者，蓋是周之舊日正典、禮之大經也。韓子之言，并嘆《易·象》，此之所見，唯謂《春秋》者，指說《春秋》，不須《易·象》故也。知是舊典禮經者，傳於隱七年“書名”例云“謂之禮經”，十一年“不告”例云“不書于策”，明書於策必有常禮。未脩之前，舊有此法。韓子所見而說之，即是周之舊典，以無正文，故言“蓋”為疑辭也。制禮作樂，周公所為，明策書禮經亦周公所制，故下句每云周公，正謂五十發凡是周公舊制也。必知史官所記，有周公舊制者，以圣人所為，動皆有法，以能立官紀事，豈得全無憲章？定四年傳稱備物典策以賜伯禽，典策則史官記事之法也。若其所記無法，何足以賜諸侯？諸侯得之，何足以為光榮而子魚稱為美談也？且仲尼脩此《春秋》以為一經，若周公無法，史官妄說，仲尼何所可馮，斯文何足為典，得與諸《書》、《禮》、《樂》、《詩》、《易》并稱經哉？以此知周公舊有定制，韓子所見是也。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告，古毒反，一音古報反。崩薨曰赴，禍福曰告。諸所記注，○注，張住反，字或作“註”。多違舊章。
[疏]“周德”至“舊章”。
○正義曰：此明仲尼脩《春秋》之由，先論史策失宜之意。計周公之垂法典策具存，豈假仲尼更加筆削？但為官失其守，褒貶失中，赴告策書，多違舊典，是故仲尼脩成此法，垂示后昆。襄三十一年傳稱卿大夫“能守其官職”，昭二十年傳曰“守道不如守官”，是言人臣為官，各有所守。周德既衰，邦國無法，群小在位，故官人失其所守也。雖廣言眾官失職，要其本意是言史官失其所掌也。昭三十一年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春秋》昭明。”注云：“上之人謂在位者也。”彼謂賢德之人在天子諸侯之位，能使《春秋》褒貶勸戒昭明。周德既衰，主掌之官已失其守，在上之人又非賢圣，故不能使《春秋》褒貶勸戒昭明。致令赴告記注多違舊章也。文十四年傳曰“崩薨不赴，禍福不告”，然則鄰國相命，兇事謂之赴，他事謂之告，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昭七年傳“衛齊惡告喪于周”，則是兇亦稱告也。赴告之中違舊章者，若隱三年，平王以壬戌崩，赴以庚戌；桓五年，陳侯鮑卒，再赴以甲戌己丑；及不同盟者而赴以名，同盟而赴不以名之類是也。策書記注多違舊章者，仲尼既 已脩改，不可復知。正以仲尼脩之，故知其多違也。
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
[疏]“仲尼”至“之法”。○此明仲尼所因并制作之意。所脩之經，以魯為主，是因魯史策書成定之舊文也。“考”謂校勘，“志”謂記識。考其真偽，真者因之，偽者改之。志其典禮，合典法者褒之，違禮度者貶之。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使舊典更興；下以明將來之法，令后世有則，以此故脩《春秋》也。前代后代，事終一揆，所賞所罰，理必相符。仲尼定《春秋》之文，制治國之法，文之所褒，是可賞之徒；文之所貶，是可罰之類。后代人主，誠能觀《春秋》之文，揆當代之事，辟所惡而行所善，順褒貶而施賞罰，則法必明，而國必治，故云“下以明將來之法”也。不教當時而為將來制法者，孔子之時，道不見用，既知被屈，冀范將來。將來之與今時，其法亦何以異，但為時不見用，故指之將來，其實亦以教當代也。
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刊，苦干反，削也。以示勸戒。
[疏]“其教”至“勸戒”。○此說仲尼改舊史之意。教之所存，謂名教善惡，義存於此事。若文無褒貶，無以懲勸，則是文之害教。若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傳云：“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杜以晉文之意本欲尊周，將率諸侯共朝天子，自嫌彊大，不敢至周，喻王出狩，得盡臣禮。尋其蹤緒，心是跡非。又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傳云：“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許止進藥，不由於醫，其父飲之，因茲而卒。名教善惡須存於此者也。不罪許止，不沒晉文，無以息篡逆之端，勸事君之禮，故隱其召王之名，顯稱弒君之惡。如此之例，皆是文之害教，則刊削本策，改而正之，以示后人，使聞善而知勸，見惡而自戒。諸仲尼所改新意，皆是刊而正之也。
其馀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
[疏]“其馀”至“改也”。○此說仲尼不改舊史之意，“其馀”，謂新意之外皆即用舊史也。始隱終麟，二百馀載，史官遷代，其數甚多，人心不同，屬辭必異，自然史官有文有質，致使其辭有詳有略，既無所害，故不必改也。“史有文質”，謂居官之人。“辭有詳略”，謂書策之文。史文則辭華，史質則辭直，華則多詳，直則多略，故《春秋》之文詳略不等也。螟螽蜚蜮，皆害物之蟲，蜚蜮言有，螟螽不言有；諸侯反國，或言自某歸，或言歸自某；晉伐鮮虞，吳入郢，直舉國名，不言將帥；及郊與川郊皆無所發；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明是立文乖異，是其史舊有詳略，義例不存於此，故不必皆改也。
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脩之？”
[疏]“故傳”至“脩之”。○上傳，昭三十一年，言《春秋》之書其是善志記也。下傳，成十四年，言若非圣人，誰能脩《春秋》，使成五例也。下傳既非同年，而云“又”者，言又重上事之辭，止又其傳，非又其年也。
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
[疏]“蓋周”至“明之”。○既以“蓋”為疑辭，而知事必然者，案傳，君子論《春秋》之美而云“善志”。《春秋》既是舊名，明稱舊記為善，故知上傳之言蓋，言周公之志也。脩者，治舊之名。傳善圣人而言脩舊，明脩前圣之道，故知下傳之言蓋，仲尼之明周公也。上已言“蓋周之舊典禮經”，此復重云“蓋周公之志”者，上明《春秋》記事之法舊史之遵周公也，此明仲尼因舊史之文還脩周公之法，故重言蓋。敘此以上論經，以下論傳。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先，悉薦反。或后經以終義，○后，戶豆反。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
[疏]“左丘”至“而發”。
○正義曰：丘明為經作傳，故言受經於仲尼，未必面親授受使之作傳也。此說作傳解經而傳文不同之意丘明以為經者，圣人之所制是不可刊削之書也。非傳所能亂之。假使傳有先后，不畏經因錯亂，故傳或先經為文以始后經之事，或后經為文以終前經之義，或依經之言以辨此經之理，或錯經為文以合此經之異，皆隨義所在而為之發。傳期於釋盡經意而已，是故立文不同也。大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自孔子論史記，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各有妄其意，失其真，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里。”《藝文志》云：“左丘明，魯史也。”是言丘明為傳，以其姓左，故號為《左氏傳》也。先經者，若隱公不書即位，先發仲子歸于我；衛州吁弒其君完，先發莊公娶于齊。如此之類，是先經以始事也。后經者，昭二十二年，王室亂，定八年，乃言劉子伐盂以定王室；哀二年，晉納蒯聵于戚，哀十五年，乃言蒯聵自戚入衛。如此之類，是后經以終義也。依經者，經有其事，傳辯其由。隱公不書即位，而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案其經文，明其歸趣，如此之類，是依經以辯理也。錯經者，若地有兩名，經傳互舉，及經“侵”傳“伐”，經“伐”傳“侵”，於文雖異，於理則合。如此之類，是錯經以合異也。傳文雖多，不出四體，故以此四句明之也。
其例之所重，○重，直用反，又直龍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圣人所脩之要故也。
[疏]“其例”至“故也”。○此說有經無傳之意。例之所重者，若桓元年，“秋，大水”，傳云“凡平原出水為大水”。莊七年，“秋，大水”。此則例之所重，皆是舊史遺馀策書之文。丘明略之，不復發傳，非圣人所脩之要故也。言遺者，舊史已沒，策書遺留，故曰遺文。
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令，力呈反，下“令學者”同。要，於遙反。尋其枝葉，究其所窮。○究，久又反。
[疏]“身為”至“所窮”。○此說無經有傳之意。
○正義曰：《說文》云“籍，簿書也”。張衡《東京賦》曰“多識前世之載”，載亦書也。躬覽載籍，所見者博，以義有所取，必廣記而備言之。非直解經，故其文緩。遙明圣意，故其旨遠。將令學者本原其事之始，要截其事之終，尋其枝葉，盡其根本，則圣人之趣雖遠，其賾可得而見。是故經無其事，而傳亦言之，為此也。原始要終及其旨，遠并《易·下系辭》文也。尋其枝葉，以樹木喻也。究亦窮也，言窮盡其所窮之處也。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饜，於艷反。飫，於預反。使自趨之。○趨，七住反，又七俱反。若江海之浸，○浸，子鴆反。膏澤之潤，○膏，古刀反。渙然冰釋，○渙，呼亂反。怡然理順。○怡，以之反。然后為得也。
[疏]“優而柔之”至“然后為得也”。○此又申說無經之傳有利益之意。“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禮·子張問入官》學之篇有此文也。其“饜而飫之”，則未知所出。優、柔，俱訓為安，寬舒之意也。饜、飫，俱訓為飽，饒裕之意也。謂丘明富博其文，優游學者之心，使自求索其高意精華；其大義飽足學者之好，使自奔趨其深致；言其廣記備言，欲令使樂玩不倦也。江海以水深之故，所浸者遠；膏澤以雨多之故，所潤者博。以喻傳之廣記備言，亦欲浸潤經文，使義理通洽。如是而求之，然后渙然解散，如春冰之釋，怡然心說，而眾理皆順，然后為得其所也。江海，水之大者，故舉以為喻。脂之澤者為膏，言雨之為潤若脂膏然，故稱膏澤也。
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
[疏]“其發”至“通體”。
○正義曰：自此至“非例也”，辯說傳之三體。此一段說舊發例也，言發凡五十皆是周公舊法。先儒之說《春秋》者多矣，皆云丘明以意作傳，說仲尼之經，凡與不凡無新舊之例。杜所以知發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者，以諸所發凡皆是國之大典，非獨經文之例。隱七年，始發凡例，特云“謂之禮經”；十一年，又云“不書于策”。建此二句於諸例之端，明書於策者，皆是經國之常制，非仲尼始造策書自制此禮也。何則？“夫災，無牲”，“卒哭”，“作主”，“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夫人不薨于寢，則不致”，豈是仲尼加造此言也？公行告廟，侯伯分災，二“凡”之末，皆云“禮也”，豈是丘明自制禮乎？又公女嫁之送人尊卑，哭諸侯之親疏等級，王喪之稱“小童”，分至之書“云物”，皆經無其事，傳亦發凡。若丘明以意作傳，主說仲尼之經，此既無經，何須發傳？以是故知發凡言例，皆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也。國之有史，在於前代，非獨周公立法，史始有章。而指言周公垂法者，以三代異物，節文不同，周公必因其常文而作，以正其變者，非是盡變其常也。但以一世大典，周公所定，故《春秋》之義，史必主於常法，而以周公正之。然凡是周公之禮經，今案《周禮》竟無凡例，為當禮外別自有凡，為當凡在禮內。今者所據，禮內有凡。知者，案《周禮·大宰職》於“八法”之內有“官成”、“官法”，鄭眾注云“官成者，謂官府之有成事品式。官法者，謂職所主之法度”。然則此凡者是史官之策書成事法式也。《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弟二凡，其義不異故也。計周公垂典，應每事設法，而據經有例，於傳無凡多矣，《釋例》四十部，無凡者十五。然則周公之立凡例，非徒五十而已。蓋作傳之時已有遺落，丘明采而不得故也。且凡雖舊例，亦非全語，丘明采合而用之耳。《終篇》云諸凡雖是周公之舊典，丘明撮其體義，約以為言，非純寫故典之文也。蓋據古文覆逆而見之，此丘明會意之微致，是其說也。然丘明撮凡為言，體例不一，於一凡之內，事義不同，亦有因經所有，連釋經之所無，如“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是也。亦有略其經之所無，直釋經之所有，如“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不言礿祀，以經無故也，如此之類是也。所以然者，蓋以舊凡語少，經雖無事，則亦連文引之，所以兼引“王曰小童”。若舊凡語多，經無者則略之，經有者則載之，所以略其礿祀獨舉郊雩。故莊十一年“王師敗績于某”，杜注云“事列於經，則不得不因申其義”。是舊凡多者，唯舉經文也。發凡之體，凡有二條：一是特為策書；一是兼載國事。特為策書者，凡告以名則書之類是也。兼載國事者，凡嫁女于敵國之類是也。雖為國事，但他書有者，亦不在凡例，如天子七月而葬，既於禮文備有，故丘明作傳不在凡例也。此諸凡者自是天下大例，其言非獨為魯故。哭諸侯之條，既發凡例，乃云故魯為諸姬，明知正凡所言，非止魯事。且送女例云“於天子，則諸卿皆行”，魯無嫁女於天子之理。祭祀例云“啟蟄而郊”，自非魯國不得有郊天之事，明是采合故典、裁約為文也。
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闡，昌善反，明也。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褒，保刀反。貶，彼檢反，《字林》方犯反。
[疏]“其微”至“褒貶”。○此下盡“曲而暢之”，說新意也。“微顯闡幽”，《易·下系辭》文也。微謂纖隱，闡謂著明。舊說云“下云‘經無義例’，此釋經有義例”。謂孔子脩經，微其顯事，闡其幽理，裁節經之上下，以成義之般類。其善事顯者，若秦穆悔過，貶四國大夫，以例稱“人”，觀文與常文無異。惡事顯者，若諸侯城緣陵，叔孫豹違命，城緣陵依例稱諸侯，與無罪文同，叔孫豹去氏，與未賜族者文同，皆是微其顯事。闡幽者，謂闡其幽理，使之宣著。若晉趙盾、鄭歸生、楚比陳乞及許大子止，皆非親弒其君，是其罪幽隱，孔子脩經加“弒”，使罪狀宣露，是闡幽也。諸《春秋》褒貶之例并是也。蓋以為皆據舊例而發義。以下論丘明之傳微顯闡幽乃是經事，故賀沈諸儒皆悉同此。劉炫以微顯闡幽皆說作傳之意。經文顯者，作傳本其纖微；經文幽者，作傳闡使明著。顯者，若“天王狩于河陽”，觀經文，足知王是天子，狩是出獵，但不知天子何故出畿外狩耳，故傳發“晉侯召王”，是其微顯也。幽者，若“鄭伯克段于鄢”，觀經不知段是何人，何故稱克，故傳發“武姜愛段”，是闡其幽也。丘明作傳，其有微經之顯、闡經之幽，以裁制成其義理比類者，皆據舊典凡例而起發經義，指其人行事是非，以正經之褒貶，例稱“得雋曰克”，傳言“如二君，故曰克”，是其據舊例發義也；晉侯召王使狩，鄭伯不教其弟，仲尼沒其召王，顯稱鄭伯，丘明正述其事，先解經文，是指其行事以正褒貶也。此二事尤明者耳，其馀皆是新意也。此序主論作傳，而賀沈諸儒皆以為經解之，是不識文勢而謬失杜旨。
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
[疏]“諸稱”至“變例”。○上既言據舊例而發義，故更指發義之條，諸傳之所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及“書曰”七者之類，皆所以起新舊之例，令人知發凡是舊，七者是新，發明經之大義，謂之變例。以“凡”是正例，故謂此為變例，猶《詩》之有變風變雅也。自杜以前，不知有新舊之異，今言“謂之變例”，是杜自明之以曉人也。稱“書”者，若文二年“書士縠，堪其事”；襄二十七年“書先晉，晉有信”，如此之類是也。“不書”者，若隱元年春“正月，不書即位，攝也”；“邾子克，未王命，故不書爵”，如此之類是也。“先書”者，若桓二年“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故先書弒其君”；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如此之類是也。“故書”者，隱三年，“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成八年“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如此之類是也。“不言”者，若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不言出奔，難之也”；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如此之類是也。“不稱”者，若僖元年“不稱即位，公出故也”；莊元年“不稱姜氏，絕不為親”，如此之類是也。“書曰”者，若隱元年“書曰鄭伯克段于鄢”，隱四年‘書曰衛人立晉’，眾也”，如此之類是也。案：襄元年“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隱元年“稱鄭伯，譏失教也”；昭三十一年“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先書”、“故書”既是新意，則“追書”亦是新意；“書”與“不書”俱是新意，則“稱”與“不稱”、“言”與“不言”亦俱是新意，豈得“不言”、“不稱”獨為新意，“言”也“稱”也便即非乎？《釋例·終篇》云“諸雜稱二百八十有五”，止有其數，不言其目，就文而數，又復參差。竊謂“追書”也，“言”也，“稱”也，亦是新意。序不言者，蓋諸類之中足以包之故也。有田僧紹者，亦注此序，以為序言諸“稱”，“稱”亦即是新意，與下七者合為八名。斯不然矣。案“書”與“不書”，其文相次。若“稱”字即是新意，但當言“稱”與“不稱”相次，何以分為別文？明知杜言諸“稱”，自謂諸傳所稱，不以“稱”為新意。但以理而論之，“稱”亦當是新意耳。
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暢，敕亮反。
[疏]“然亦”至“之也”。○此說因舊為新也。仲尼脩《春秋》者，欲以上遵周制，下明世教，其舊史錯失，則得刊而正之，以為變例。其舊史不書，則無可刊正，故此又辯之。亦有史所不書，正合仲尼意者，仲尼即以為義。改其舊史及史所不書，此二者蓋是《春秋》新意，故傳亦不言凡，每事別釋，曲而通暢之也。“此蓋《春秋》新意”，其言總上，通變例與不別書也。舉一凡而事同者，諸理盡見，是其直也；不言凡而每事發傳，是其曲暢。暢訓通，故言曲而暢之也。若然，隱公實不即位，史無由得書即位。邾克實未有爵，史無由得書其爵。然則傳言不書，自是舊史不書。而以不書為仲尼新意者，《釋例·終篇》杜自問而釋之，云丘明之為傳，所以釋仲尼《春秋》。仲尼《春秋》皆因舊史之策書，義之所在，則時加增損，或仍舊史之無，亦或改舊史之有。雖因舊文，固是仲尼之書也。丘明所發，固是仲尼之意也。雖是舊文不書，而事合仲尼之意，仲尼因而用之，即是仲尼新意。若宣十年“崔氏出奔衛”，傳稱“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是告不以名，故知舊史無名，及仲尼脩經，無罪見逐，例不書名，此舊史之文，適當孔子之意，不得不因而用之。因舊為新，皆此類也。然杜唯言史所不書，即以為義，不云史所書為義者，但夫子約史記而脩《春秋》，史記之文，皆是舊史所書，因而褒貶，理在可見，不須更言，但恐舊史不書，而夫子不用，故特言之。
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趣，七住反。非例也。
[疏]“其經”至“例也”。○此一段說經無義例者。國有大事，史必書之，其事既無得失，其文不著善惡，故傳直言其指歸趣向而已，非褒貶之例也。《春秋》此類最多，故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曰“始通也”。杜注云“經無義例，故傳直言其歸而已。他皆放此”。是如彼之類，皆非例也。
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為音于偽反，又如字。
[疏]“故發”至“有五”。
○正義曰：傳體有三，即上文發凡正例、新意變例、歸趣非例是也。為例之情有五，則下文“五曰”是也。書經有此五情，緣經以求義為例，言傳為經發例，其體有此五事。下文五句，成十四年傳也。案彼傳上文云“春秋之稱”，下云“非圣人誰能脩之？”圣人指謂孔子，美孔子所脩，成此五事，五事所攝，諸例皆盡。下句釋其顯者以屬之耳。此發傳之體有三，上文三言“其”以別之，觀文足可知耳。劉寔分變例新意以為二事。《釋例·終篇》曰“丘明之傳有稱周禮以正常者，諸稱凡以發例者是也；有明經所立新意者，諸顯義例而不稱凡者是也”。稱古典則立凡以顯之，釋變例則隨辭以贊之。杜言甚明，尚不能悟，其為暗也，不亦甚乎！
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見，賢遍反，下同。“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舍音捨。
[疏]“一曰”至“是也”。○“文見於此”，謂彼注云“辭微而義顯”也。“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成十四年傳為叔孫僑如發也。經曰“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叔孫是其族也，褒賞稱其族，貶責去其氏。銜君命出使稱其族，所以為榮；與夫人俱還去其氏，所以為辱。出稱叔孫，舉其榮名，所以尊君命也；入舍叔孫，替其尊稱，所以尊夫人也。族自卿家之族，稱舍別有所尊。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僖十九年經書“梁亡”，是秦亡之也。傳曰“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僖十四年經書“諸侯城緣陵”，是齊率諸侯城之，以遷杞也。傳曰“不書其人，有闕也”。秦人滅梁而曰“梁亡”，文見於此，“梁亡”見取者之無罪。齊桓城杞而書“諸侯城緣陵”，文見於此，“城緣陵”見諸侯之有闕。亦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皆是辭微而義顯，故以此三事屬之。
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參，士南反，又音三。與音預。
[疏]“二曰”至“是也”。○彼注云“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以記事，事敘而文微”。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傳例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其意言會必有主，二人共會，則莫肯為主，兩相推讓，會事不成，故以地致。三國以上，則一人為主，二人聽命，會事有成，故以會致。宣七年“公會齊侯伐萊”。傳例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其意言同志之國，共行征伐，彼與我同謀計議，議成而后出師，則以相連及為文。彼不與我謀，不得已而往應命，則以相會合為文。此二事者，義之所異，在於一字。約少其言，以示法制，推尋其事，以知其例。是所記事有敘，而其文晦微也。
三曰“婉而成章”，○婉，於阮反。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辟，本亦作“避”，音同，后放此，假，古雅反，后不音者同。
[疏]“三曰”至“是也”。○彼注云“婉，曲也。謂屈曲其辭，有所辟諱，以示大順，而成篇章”。言“諸所諱辟”者，其事非一，故言“諸”以總之也。若僖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十七年，九月，得釋始歸。諱執止之恥，辟而不言，經乃書“公至自會”。諸如此類，是諱辟之事也。諸侯有大功者，於京師受邑，為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方岳之下，亦受田邑，為從巡守備湯水以共沐浴焉，謂之湯沐之邑。魯以周公之故，受朝宿之邑於京師許田是也；鄭以武公之勛，受湯沐之邑於泰山祊田是也。隱桓之世，周德既衰，魯不朝周，王不巡守，二邑皆無所用，因地勢之便，欲相與易，祊薄不足以當許，鄭人加璧以易許田。諸侯不得專易天子之田，文諱其事。桓元年，經書“鄭伯以璧假許田”，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掩惡揚善，臣子之義，可以垂訓於后。故此二事皆屈曲其辭從其義訓，以示大順之道。是其辭婉曲而成其篇章也。
四曰“盡而不汙”，○汙，於俱反，曲也。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楹音盈。刻音克。桷音角。捷，在妾反。
[疏]“四曰”至“是也”。○彼注云：“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汙曲”。禮制，宮廟之飾，楹不丹，桷不刻。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禮，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禮，諸侯不相遺俘。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三者皆非禮而動，直書其事，不為之隱，具為其文，以見譏意。是其事實盡而不有汙曲也。
五曰“懲惡而勸善”，○懲，直升反。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
[疏]“五曰”至“是也”。○彼注云“善名必書，惡名不滅，所以為懲勸”。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是謂盜與三叛人名也。齊豹，衛國之卿，《春秋》之例，卿皆書其名氏，齊豹忿衛侯之兄，起而殺之，欲求不畏彊御之名，《春秋》抑之，書曰“盜”。盜者，賤人有罪之稱也。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人，皆小國之臣，并非命卿，其名於例不合見經，竊地出奔，求食而已，不欲求其名聞，《春秋》故書其名，使惡名不滅。若其為惡求名而有名章徹，則作難之士，誰或不為？若竊邑求利而名不聞，則貪冒之人，誰不盜竊？故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使其求名而名亡，欲蓋而名章，所以懲創惡人，勸獎善人。昭三十一年傳具說此事，其意然也。盜與三叛俱是惡人，書此二事，唯得懲惡耳，而言“勸善”者，惡懲則善勸，故連言之。
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長，丁丈反。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
[疏]“推此”至“備矣”。
○正義曰：上云“情有五”，此言“五體”者，言其意謂之情，指其狀謂之體，體情一也，故互見之。一曰微而顯者，是夫子脩改舊文以成新意，所修《春秋》以新意為主，故為五例之首。二曰志而晦者，是周公舊凡，經國常制。三曰婉而成章者，夫子因舊史大順，義存君親，揚善掩惡，夫子因而不改。四曰盡而不汙者，夫子亦因舊史，有正直之士，直言極諫，不掩君惡，欲成其美，夫子因而用之。此婉而成章，盡而不污，雖因舊史，夫子即以為義。總而言之，亦是新意之限，故傳或言“書曰”或云“不書”。五曰懲惡而勸善者，與上微而顯不異，但勸戒緩者，在微而顯之條；貶責切者，在懲惡勸善之例，故微而顯居五例之首，懲惡勸善在五例之末。五者《春秋》之要，故推此以尋經、傳，觸類而增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時人所行之事，觀其善惡，用其褒貶，則王道之正法，人理之紀綱，皆得所備矣。從首至此，說經、傳理畢，故以此言結之。“觸類而長之”《易·上系辭》文也。二百四十二年，謂獲麟以前也。以后經則魯史舊文，傳終說前事，辭無褒貶，故不數之也。觸類而長之者，若隱四年經書“翚帥師”，傳稱羽父固請，“故書曰‘翚帥師’，疾之也”。十年經亦書“翚帥師”，傳雖不言“書曰”、“故書”，是知與上同為新意。又隱元年傳“曰‘儀父’，貴之也”，則桓十七年云“儀父”，亦是貴之是也。
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傳，直專反。
[疏]“或曰”至“其然”。
○正義曰：自此至“釋例詳之”，言已為作注解之意。論經、傳之下，即是自述已懷，於文不次，言無由發，故假稱或問而答以釋之。《春秋》之經，侵伐會盟及戰敗克取之類，文異而義殊，錯文以見義。先儒知其如是，因謂茍有異文，莫不著義。杜以為仲尼所述，據史舊文，文害者，則刊而正之，不害者，因其詳略。此其異於先儒，故或人據上文杜之異旨，執先儒以問曰：《春秋》以錯文見義，其文異者，必應有義存焉。若如所論，辭有詳略，不必改也，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意者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今何以獨異？欲令杜自辯之。
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數，色主反，下同。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綜，宗宋反。固當依傳以為斷。○斷，丁亂反。
[疏]“答曰”至“為斷”。○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傳曰“嘉之，故不名”。僖二十五年“衛侯毀滅刑”，傳曰“同姓也，故名”。褒則書字，貶則稱名，褒貶在於一字。褒貶雖在一字，不可單書一字以見褒貶，故答或人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皆須數句以成言語，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卦之爻也，一爻變，則成為一卦；經之字也，一字異，不得成為一義，故經必須數句以成言，義則待傳而后曉，不可錯綜經文，以求義理，故當依傳以為斷。文異者，丘明不為發傳，仲尼必無其義，安得傳旨之表妄說經文？以此知經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者也。“數句”者，謂若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赗”及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此皆三句以上。《春秋》一部，未必皆然。杜欲盛破賈、服一字，故舉多言之。或以為數其文句，義亦得通。“錯綜其數”，《易·上系辭》文，謂交錯綜理之。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
[疏]“古今”至“數家”。○《漢書·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大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人大劉公子皆脩《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公傳子長卿，長卿傳清河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丞相翟方進，方進授清河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是前漢言《左氏》者也。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左氏》不得立於學官。至平帝時，王莽輔政，方始立之，后漢復廢。雖然，學者浸多矣，中興以后，陳元、鄭眾、賈逵、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服虔、潁容之徒，皆傳《左氏春秋》。魏世則王肅、董遇為之注。此等比至杜時，或在或滅，不知杜之所見十數家定是何人也。
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膚，芳于反。適足自亂。
[疏]“大體”至“自亂”。○《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祖，始也，謂前人為始而述修之也。經之詳略，本不著義，強為之說，理不可通，故“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於傳之外，別立異端，故“退不守丘明之傳”。傳有不通，則沒而不說，謂諸家之注多有此事。但諸注既亡，不可指摘。若觀服虔、賈逵之注，皆沒而不說者眾矣，謂若文二年“作僖公主”，傳於僖三十三年云“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及襄九年“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之類是也。膚謂皮膚，言淺近引之也。《公羊》、《穀梁》口相傳授，因事起問意，與《左氏》不同，故引之以解《左氏》，適足以自錯亂也。
預今所以為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貫，古亂反。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去，起呂反。蓋丘明之志也。
[疏]“預今所以”至“之志也”。○丘明與圣同時，為經作傳，經有他義，無容不盡，故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也。作傳解經，則經義在傳，故“經之條貫，必出於傳”也。發凡言例，則例必在凡，故“傳之義例，總歸諸凡”也。若有例無凡，則傳有變例，如是則“推尋變例以正褒貶”。若《左氏》不解，二傳有說，有是有非，可去可取，如是則簡選二傳，取其合義而去其異端。杜自言以此立說，蓋是丘明之本意也。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傳云“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則知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亦是“罪之也”。《釋例》曰：“朱雖無罪，據失位而出奔，亦其咎也”。宣十年“崔氏出奔衛”，傳云“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不書名者非其罪，則書名者是罪也。襄二十一年“晉欒盈出奔楚”，杜注云：“稱名，罪之。”如此之類，是推變例以正褒貶也。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杜注云“《公羊》、《穀梁》皆以為魯女媵陳侯之婦”。僖九年“伯姬卒”，杜注云“《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如此之類，是簡二傳也。先儒取二傳多矣，杜不取者，是去異端也。
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后賢。
[疏]“其有”至“后賢”。○《集解》與《釋例》每有論錯闕疑之事，非一二也。《釋例·終篇》云：“去圣久遠，古文篆隸歷代相變，自然當有錯誤，亦不可拘文以害意，故圣人貴聞一而知二，賢史之闕文也。今《左氏》有無傳之經，亦有無經之傳。無經之傳，或可廣文。無傳之經，則不知其事。又有事由於魯，魯君親之而復不書者，先儒或強為之說，或沒而不說，疑在闕文，誠難以意理推之。”是備論闕之之事也。
然劉子駿創通大義，○駿音俊。子駿，劉歆字。創，初亮反，《字林》作“創”。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復，扶又反，下同。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見，賢遍反，下同。
[疏]“然劉”至“同異”。○《漢書·楚元王傳》稱，劉歆字子駿，劉德孫，劉向少子也。哀帝時，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經、傳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是其創通大義也。后漢賈逵，字景伯，扶風人也。父徽，字元伯，授業於歆，作《春秋條例》。逵傳父業，作《左氏傳訓詁》。許惠卿，名淑，魏郡人也。潁子嚴，名容，陳郡人也，比於劉、賈之徒，學識雖復淺近，然亦注述《春秋》，名為一家之學。杜以為先儒之內四家差長，故特舉其違，以見異同。自馀服虔之徒，殊劣於此輩，故棄而不論也。
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比，毗志反。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
[疏]“分經”至“集解”。○丘明作傳，不敢與圣言相亂，故與經別行，何止丘明、公羊、穀梁？及毛公、韓嬰之為《詩》作傳，莫不皆爾。經傳異處，於省覽為煩，故杜分年相附，別其經傳，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謂聚集經傳為之作解，何晏《論語集解》乃聚集諸家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
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譜，本又作“誁”，同布古反。數，所具反，后不音者皆同。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
[疏]“又別”至“之也”。○《春秋》，記事之書。前人后人行事相類，書其行事，不得不有比例。而散在他年，非相比校，則善惡不章，褒貶不明，故杜別集諸例，從而釋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察其同異，則於其學易明故也。言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三者，雖《春秋》之事，於經傳無例者繁多，以特為篇卷，不與諸例相同，故言“及”也。事同則為部，小異則附出，孤經不及例者，聚於《終篇》，故言“相與為部”也。其四十部次第，從隱即位為首，先有其事，則先次之。唯世族土地，事既非例，故退之於后。《終篇》宜最處末，故次《終篇》之前，《終篇》處其終耳。土地之名起於宋衛“遇于垂”，世族譜起於“無駭卒”，“無駭卒”在遇垂之后，故地名在世族之前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王，于況反，下“王魯”“素王”同。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黜，敕律反。危行言孫，○行，下孟反。孫音遜，本亦作遜。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
[疏]“或曰”至“所安”。
○正義曰：上一問一答，說作注理畢，而更問《春秋》作之早晚及仲尼述作大意。先儒所說，并皆辟謬，須於此明之。亦以於文不次，故更假問答以明之。一問之間，凡有四意：其一，問作之早晚；其二，問先儒言孔子自為素王，其事虛實；其三，問《公羊》說孔子黜周王魯，其言是非；其四，問《左氏》獲麟之后乃有馀經，問杜於意安否？據杜云《左傳》及《穀梁》無明文，則指《公羊》有其顯說。今驗何休所注《公羊》，亦無作《春秋》之事。案：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為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為而至？為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左傳》及《穀梁》則無明文，故說《左氏》者，言孔子“自衛反魯”，則便撰述《春秋》，三年文成，乃致得麟。孔子既作此書，麟則為書來，應言麟為孔子至也。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說。言孔子自以身為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丘明自以身為素臣，故為素王作左氏之傳。漢魏諸儒，皆為此說。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以萬事，是素王之文焉。”賈逵《春秋序》云：“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鄭玄《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盧欽《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魯史記而脩《春秋》，制素王之道。”是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語》稱齊大史子馀嘆美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彼子馀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為此言耳，非是孔子自號為素王。先儒蓋因此而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丘明述仲尼之道，故復以為素臣。其言丘明為素臣，未知誰所說也。“言《公羊》者”，謂何休之輩。“黜周王魯”，非《公羊》正文，說者推其意而致理耳。以杞是二王之后，本爵為上公，而經稱“杞伯”，以為孔子黜之。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傳》曰“外？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其意言周為王者之后，比宋為新。緣此故謂《春秋》讬王於魯，以周、宋為二王之后，黜杞同於庶國。何休隱元年注云：“唯王者然后改元立號，《春秋》讬新王受命於魯。”宣十六年注云“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黜周為王者之后，是“黜周王魯”之說也。定元年《公羊傳》曰“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何休云“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已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是其孫言辟害，微文隱義之說。“自衛反魯”，“危行言孫”，皆《論語》文也。鄭玄以為據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謂高行為危行也。何晏以危為厲，厲，言行不隨俗也。未知二者誰當。杜旨《公羊》之經獲麟即止，而《左氏》之經終於孔子卒。先儒或以為麟后之經亦是孔子所書，故問其意之所安也。
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出，如字，又尺遂反。吾已矣夫！”○夫音扶，下“若夫”同。蓋傷時王之政也。
[疏]“答曰”至“政也”。○此盡末以來，答上問四意。但所答或先或后，而其文不次，欲令先有案據，乃得遞相發明，故不得以次而答問者，先問作之早晚，杜意定以獲麟乃作，故從“仲尼曰”至“所以為終”，明作之時節，兼明白本意自欲制作，感麟方始為之，非是先作《春秋》，乃后致麟也。既言止麟之意，須說始隱之由，且欲取平王周正驗其非“黜周王魯”之證。但既言其終，倒言其始，則於文不次，故答前義未了，更起一問，自“曰然則”以下盡“此其義也”，明《春秋》始隱之意，答“黜周王魯”之言。既言王魯為非，遂并辯《公羊》之謬。自“若夫制作”盡“非隱之也”，答微文隱義之為非也。自“圣人包周身之防”盡“非所聞也”，答孫言辟害之為虛也。先儒以為未獲麟而已作《春秋》，過獲麟而經猶未止，故既答《公羊》之謬，然后卻辯素王為虛，并說引經為妄。自“子路欲使門人”盡“又非通論也”，答素王素臣之問。自“先儒以為”盡“得其實”，答經止獲麟之意。“至於反袂”以下，言其不可采用。此章分段大意，其文旨如此。問者以所聞而問，其“異乎余所聞”一句，嘆其所據非理，故言“異乎余所聞”。“仲尼曰”與“嘆曰”二者，皆《論語》文也。孔子過匡，匡人以兵遮而脅之，從者驚怖，故設此言以強之。文王雖身既沒，其為文王之道，豈不在茲身乎？孔子自比其身，言己有文王之道也。其下文又云“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其意言天若未喪文王之道，必將使我制作，匡人不能違天以害己。此言是有制作之本意也。圣人受命而王，則鳳鳥至，河出圖。仲尼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言蓋傷時王之政，不能致此瑞也。先有制作之意，而恨時無嘉瑞，明是既得嘉瑞，即便制作。杜欲明得麟乃作，故先表此二句。鄭玄以為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如《中候》所說，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袤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是也。孔安國以為河圖即八卦是也。未知二者誰當杜旨。
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瑞，垂偽反。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應，應對之應。此圣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
[疏]“麟鳳”至“終也”。○麟、鳳與龜、龍、白虎五者，神靈之鳥獸，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於衰亂之世，是非其時也。上無明王，是虛其應也。為人所獲，是失其歸也。夫此圣人而生非其時，道無所行，功無所濟，與麟相類，故所以為感也。先有制作之意，復為外物所感，既知道屈當時，欲使功被來世，由是所以作《春秋》。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麟是仲尼所感而書，為感麟而作，既以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答上《春秋》之作《左傳》無明文之問，又言已所以為獲麟乃作之意。獨舉“麟鳳”而云“五靈”，知二獸以外為龜、龍、白虎者，以鳥獸而為瑞，不出五者，經傳讖緯莫不盡然。《禮記·禮器》曰：“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詩序》曰“《麟趾》，《關雎》之應”，“《騶虞》，《鵲巢》之應”，騶虞即白虎也。是龜、龍、白虎并為瑞應。只言“麟鳳”便言“五靈”者，舉“鳳”配“麟”，足以成句，略其三者，故曰“五靈”。其“五靈”之文出《尚書緯》也。《禮記·禮運》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不言五者，彼稱“四靈以為畜”，則“飲食有由也”。其意言四靈與羞物為群，四靈既擾，則羞物皆備。龍是魚鮪之長，鳳是飛鳥之長，麟是走獸之長，龜是甲蟲之長。飲食所須，唯此四物。四物之內，各舉一長。虎、麟皆是走獸，故略云“四靈”。杜欲遍舉諸瑞，故備言“五靈”也。直云“絕筆獲麟”，則文勢巳足，而言“之一句”者，以《春秋》編年之書，必應盡年乃止。人年唯此一句，故顯言之，以明一句是其所感也。
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祚，才路反。胤，以刃反。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中，丁仲反。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跡不隊，○隊，直類反。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王，如字，又于況反。垂法將來。
[疏]“曰然”至“將來”。○上既解終麟之意，未辯始隱之由，故又假問以釋之。不言“或問”而直言“曰”者，以答前未了，須更起此問，若言問者猶是前人，且既解絕筆，即因問初起，以此不復言“或”，欲示二問共是一人故也。“然”者，然上語；“則”者，陳下事，乘前起后之勢。問者言絕筆於獲麟，既如前解，然則《春秋》初起，何獨始於魯隱公，不始於他國馀公，何也？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遷居洛邑，平王為首，是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於第當立，委位讓桓，是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隱公，之初當平王之末，是相接也。“言乎其位則列國”，其爵為侯，其土則廣，是大國也。“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魯承周公之后，是其福祚之胤也。若使平王能撫養下民，求天長命，紹先王之烈，開中興之功；隱公能大宣圣祖之業，光啟周王之室，君臣同心，照臨天下，如是則西周之美，猶或可尋，文武之跡，不墜於地。而平王、隱公居得致之地，有得致之資，而竟不能然，只為無法故也。仲尼愍其如是，為之作法，其意言若能用我道，豈致此乎？是故因其年月之歷數，附其時人之行事，采周公之舊典，以會合成一王之大義，雖前事已往，不可復追，冀得垂法將來，使后人放習。以是之故，作此《春秋》。此序一段，大明作《春秋》之深意。問者不直云“隱公”而言“魯隱公”者，言“魯”決其不始於他國，言“隱”決其不始於馀公，挾此二意，故并魯言之也。其答直言“隱公”不云“魯”者，以魯之《春秋》已為韓起所說可知故也。周自武王伐紂定天下，恒居鎬地，是為西都。周公攝政，營洛邑於土中，謂之東都。成王雖暫至洛邑，還歸鎬京。為幽王滅于西周，平王東遷洛邑，因謂洛邑為東周，謂鎬京為西周。平王始居東周，故云“東周之始王也”。平王四十九年而隱公即位，隱公三年而平王崩，是其相接也。《詩·既醉》云“永錫祚胤”，言福祚及后胤也。《尚書·召誥》云“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言用善德治民得長命也。襄十年傳曰“而以偪陽光啟寡君”，《論語》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杜所用之文也。《春秋》據魯而作，即是諸侯之法，而云“會成王義”者，《春秋》所書，尊卑盡備。王使來聘，錫命赗含，有天子撫邦國之義。公如京師，拜賜會葬，有諸侯事王者之法。雖據魯史為文，足成王者之義也。以其“會成王義”，故得“垂法將來”，將使天子法而用之，非獨遺將來諸侯也。
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正音政，讀者多音征。后皆放此；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
[疏]“所書”至“義也”。○既言作《春秋》之意，然后“答黜周王魯”之言。經書“春王正月”，王即周平王也，月即周正也。“公及邾儀父”，公即魯隱公也。魯用周正，則魯事周矣。天子稱王，諸侯稱公，魯尚稱公，則號不改矣。《春秋》之文，安在黜周王魯乎？若黜周王魯，則魯宜稱王，周宜稱公。此言周王而魯公，知非黜周而王魯也。孔子之作《春秋》，本欲興周，非黜周也，故引《論語》以明之。公山弗擾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說，夫子設此言以解之，其意言彼召我者，而豈空然哉？必謂我有賢能之德故也。既謂我有賢德，或將能用我言。如其能用我言者，吾其為東方之周乎！言將欲興周道於東方也。原其此意，知非黜周，故云此其興周之義也。注《論語》者，其意多然。唯鄭玄獨異，以東周為成周，則非杜所用也。
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
[疏]“若夫”至“之也”。○此一段答說《公羊》者言“微其文、隱其義”之意。“若夫”者，發端之辭。既答“王魯”，更起言端，故云若夫圣人制作之文，所以章明已往，考校方來，欲使將來之人鑒見既往之事。圣人之情，見乎文辭。若使發語卑雜，則情趣瑣近；立言高簡，則旨意遠大；章句煩多，則事情易顯；文辭約少，則義趣微略。此乃理之常事，非故隱之也。文王演《易》，則亦文高旨遠，辭約義微，豈復孫辭辟害？以彼無所辟，其文亦微，知理之常，非為所隱也。其章往考來，情見乎辭，皆《易·下系辭》之文。彼作“彰往而察來”，意不異耳。
圣人包周身之防，○包，必交反。防，扶放反，又音房。既作之后，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
[疏]“圣人”至“聞也”。○此一段答孫言辟害之意。若成湯系於夏臺，文王囚於羑里，周公留滯於東都，孔子絕糧於陳蔡，自古圣人幽囚困厄，則嘗有之，未聞有被殺害者也。包周身之防者，謂圣人防慮必周於身，自知無患方始作之。既作之后，方復隱諱以辟患害，此事實非所聞也。云“非所聞”者，言前訓未之有也。
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論，力頓反。
[疏]“子路”至“論也”。○此一段答素王素臣為非也。案《論語》稱“孔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其意言子路以孔子將死，使門人為臣，欲令以臣禮葬君，冀其顯榮夫子。夫子瘳而責之，我實無臣，何故而為有臣？吾之於人也，於誰嘗欺？我尚不敢欺人，何故使吾欺天乎？子路使門人為臣，才僣大夫禮耳，孔子尚以為欺天，況神器之重，非人臣所議，而云“仲尼為素王，丘明為素臣”，又非通理之論也。圣人之生，與運隆替，運通則功濟當時，運閉則道存身后。雖復富有天下，無益於堯舜；賤為匹庶，何損於仲尼？道為升降，自由圣與不圣；言之立否，乃關賢與不賢。非復假大位以宣風，藉虛名以范世，稱王稱臣，復何所取？若使無位無人，虛稱王號，不爵不祿，妄竊臣名，是則羨富貴而恥貧賤，長僣逾而開亂逆，圣人立教，直當爾也！臧文仲山節藻棁，謂之不知；管仲鏤簋朱纮，稱其器小；見季氏舞八佾，云“孰不可忍”？若仲尼之竊王號，則罪不容誅。而言“素王”“素臣”，是誣大賢而負圣人也。嗚呼！孔子被誣久矣，賴杜預方始雪之。
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近誣，如字，近，舊音附近之近；誣音無。
[疏]“先儒”至“近誣”。○此下至“為得其實”，皆明麟后之經非仲尼所脩之意。直言“先儒”，無可尋檢，未審是誰先生此意。案今《左氏》之經，仍終孔丘之卒。雖杜氏之注此經亦存，而尤責先儒引經至仲尼卒者，蓋先儒以為夫子自衛反魯即作《春秋》，作三年而后致麟，雖得麟而猶不止，比至孔丘之卒，皆是仲尼所脩。以是辨之，謂之近誣，明先儒有此說也。服虔云：“夫子以哀十一年自衛反魯而作《春秋》，約之以禮，故有麟應而至。”是其宗舊說也。服虔又云：“《春秋》終於獲麟，故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中也。弟子欲明夫子作《春秋》以顯其師，故書小邾射以下至孔子卒。”案杜於此下及哀十四年注，皆取服義為說，則服氏於此一事已改先儒矣。麟是王者之瑞，非為制作而來，而云仲尼致之，是其妖且妄也。經是魯史之文，非仲尼之所述，而云仲尼脩之，是其近誣罔也。言“近誣”者，心所不悟，非故誣之，故云“近誣”也。
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邾，張俱反。射音亦。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
[疏]“據公”至“其實”。○《穀梁》之經亦止獲麟，而獨據《公羊》者，《春秋》之作《穀梁》無明文。杜以獲麟乃作，義取《公羊》，故獨據之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與黑肱之徒義無以異。傳稱書三叛人名，不通數此人以為四叛，知其不入傳例。麟下之經，傳不入例，足知此經非復孔旨，故余以為感麟而作《春秋》，其意起於獲麟，則文止於所起。自此而談“為得其實”，重明經止獲麟，并自成巳說，起麟之意也。
至於“反袂拭面”，○袂，綿世反。拭音式。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疏]“至於”至“取焉”。○《公羊傳》稱“孔子聞獲麟”，“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杜既取《公羊》經止獲麟，而《公羊》獲麟之下即有此傳，嫌其并亦取之，故云“亦無取焉”。不取之者，以圣人盡性窮神，樂天知命，生而不喜，死而不戚，困於陳蔡，則援琴而歌；夢奠兩楹，則負杖而詠，寧復畏懼死亡，下沾衿之泣，愛惜性命，發道窮之嘆？若實如是，何異凡夫俗人，而得稱為圣也！《公羊》之書，鄉曲小辯，致遠則泥，故無取焉。此則上文所謂“簡二傳而去異端”，豈有反袂拭面，涕下沾袍？以虛而不經，故不取也。
本章完!